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太史公自序”译文及注释
译文
太史公说：“我的父亲生前曾经说过：‘自周公死后，经过五百年才有了孔子。孔子死后，到今天也有五百年了，有谁能继承圣明时代的事业，修正《易传》，续写《春秋》，本于《诗经》、《尚书》、《礼记》、《乐经》的吗？’”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呀！寄托在我的身上呀！小子怎么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要写《春秋》呢？”太史公说：“我曾听董生说过：‘周朝的政治衰落破败之时，孔子出任鲁国的司寇，诸侯害他，大夫们排挤他。孔子知道他的建议不会被接受了，他的政治主张再也行不通了，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的是是非非，以此作为天下人行动的准则，贬抑天子，斥退诸侯，声讨大夫，以阐明王道。’孔子说：‘我想把我的思想用空话记载下来，但不如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表现更加深刻、明显。’《春秋》，从上而言，阐明了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政治原则；从下而言，辨明了为人处事的纲纪，分清了疑惑难明的事物，判明了是非的界限，使犹豫不决的人拿定了主意，褒善贬恶，崇敬贤能，排抑不肖，保存已经灭亡了的国家，延续已经断绝了的世系，补救政治上的弊端，兴起已经荒废的事业，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内容。《易经》显示了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相互关系，所以长于变化；《仪礼》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故长于行动；《尚书》记载了上古先王的事迹，所以长于从政；《诗经》记载了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男女，所以长于教化；《乐记》是音乐所以成立的根据，所以长于调和性情；《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理百姓。因此，《仪礼》是用来节制人的行为的，《乐记》是用来激发和穆的感情的，《尚书》是用来指导政事的，《诗经》是用来表达内心的情意的，《易经》是用来说明变化的，《春秋》是用来阐明正义的。把一个混乱的社会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没有比《春秋》更有用了。《春秋》全书有数万字，其中的要点也有数千。万物万事的分离与聚合，都记在《春秋》里了。《春秋》中，臣杀君的有三十六起，亡国的有五十二个，诸侯四处奔走仍然不能保住国家政权的不计其数。观察他们所以会这样的原因，都在于失去了根本啊！所以《周易》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此说，‘臣杀君，子杀父，不是一朝一夕才这样的，而是长时期逐渐形成的’。所以，一国之君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当面有人进谗他看不见，背后有窃国之贼他也不知道。身为国家大臣的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处理一般的事情不知怎样做才合适，遇到出乎意料的事变不知用变通的权宜之计去对付。作为一国之君和一家之长却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会蒙受罪魁祸首的恶名。作为大臣和儿子的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会因为阴谋篡位和杀害君父而被诛杀，得一个死罪的名声。其实，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干好事，做了而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受了毫无根据的批评而不敢反驳。因为不通礼义的宗旨，以至于做国君的不像国君，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做国君的不像国君，大臣们就会犯上作乱；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就会遭到杀身之祸；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就是没有伦理道德；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就是不孝敬父母。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错。把这四种最大的过错加在这些人身上，他们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托。所以《春秋》这部书，是关于礼义的主要经典著作。礼的作用是防患于未然，法的作用是除恶于已然；法的除恶作用容易见到，而礼的防患作用难以被人们理解。”
壶遂说：“孔子的时代，国家没有英明的国君，下层的贤才俊士得不到重用，孔子这才写作《春秋》，流传下这部用笔墨写成的著作来判明什么是礼义，以代替周王朝的法典。现在，您太史公上遇英明的皇帝，下有自己的职守，万事已经具备，都按着适当的顺序进行着，太史公所论述的，想要说明什么宗旨呢？”
太史公说：“对，对！不对，不对！不是这样的。我曾从先父那里听说：‘伏羲最纯朴厚道，他创作了《周易》中的八卦。唐尧、虞舜时代的昌盛，《尚书》上记载了，礼乐就是那时制作的。商汤、周武王时代的兴隆，古代的诗人已经加以歌颂。《春秋》歌颂善人，贬斥恶人，推崇夏、商、周三代的德政，颂扬周王朝，并非全是抨击和讥刺。’自从汉朝建立以来，直到当今的英明天子，捕获白麟，上泰山祭祀天地之神，改正历法，更换车马、祭牲的颜色。受命于上天，德泽流布远方，四海之外与汉族风俗不同的地区，也纷纷通过几重翻译叩开关门，请求前来进献物品和拜见天子，这些事说也说不完。大臣百官尽力歌颂天子的圣明功德，但还是不能把其中的意义阐述透彻。况且，贤士不被任用，这是国君的耻辱；皇上英明神圣而他的美德没能流传久远，这是史官的过错。况且，我曾经做过太史令，如果废弃皇上英明神圣的盛大美德不去记载，埋没功臣、贵族、贤大夫的事迹不去记述，丢弃先父生前的殷勤嘱托，没有什么罪过比这更大了。我所说的记述过去的事情，整理那些社会传说，谈不上创作，而你却把它同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这就错了。”
于是编写《史记》。过了七年，我因“李陵事件”而大祸临头，被关进了监狱。于是喟然长叹：“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被摧毁了，不会再被任用了！”退居以后又转而深思：“《诗经》和《尚书》辞意隐约，这是作者要表达他们内心的思想。从前文王被囚禁在羑里，就推演了《周易》；孔子在陈国和蔡国受到困厄，就写作《春秋》；屈原被怀王放逐，就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这才有了《国语》；孙膑遭受膑刑之苦，于是研究兵法；吕不韦谪迁蜀地，后世却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子被囚禁在秦国，《说难》、《孤愤》才产生；《诗经》三百零五篇，大多是古代的圣贤之人为抒发胸中的愤懑之情而创作的。这些人都是意气有所郁结，没有地方可以发泄，这才追述往事，思念将来。”于是，终于记述了唐尧以来的历史，止于猎获白麟的元狩元年，而从黄帝开始。（王兴康）
注释
（1）太史公：司马迁自称。（2）先人：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3）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周成王之叔。武王死时，成王尚年幼，于是就由周公摄政（代掌政权）。周朝的礼乐制度相传是由周公制定的。（4）《易传》：《周易》的组成部分，是儒家学者对古代占筮用《周易》所作的各种解释。（5）《春秋》：儒家经典，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编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6）《诗》：《诗经》，儒家经典之一，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7）《书》：《尚书》，儒家经典之一，是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礼》：儒家经典《周礼》、《仪礼》、《礼记》三书的合作。《乐》：儒家经典之一，今已不传。《易传》、《春秋》、《诗》、《书》、《礼》、《乐》，汉时称“六艺”。（10）壶遂：人名，曾和司马迁一起参加太初改历，官至詹事，秩二千石，故称“上大夫”。（11）董生：指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12）孔子为鲁司寇：鲁定公十年（前500），孔子在鲁国由中都宰升任司空和大司寇，是年五十二岁。司寇，掌管刑狱的官。（13）三王：指夏、商、周三代的开国之君禹、汤、文王。（14）阴阳：古代以阴阳解释世间万物的发展变化，凡天地万物皆分属阴阳。四时：春、夏、秋、冬四季。五行：水、火、木、金、土等五种基本元素，古人认为它们之间会相生相克。（15）牝牡（ｐìｎｍǔ聘母）：牝为雌，牡为雄。（16）指：同“旨”。（17）弑（ｓｈì是）：古时称臣杀君、子杀父母曰“弑”。（18）社稷：土神和谷神。古时王朝建立，必先立社稷坛；灭人之国，也必先改置被灭国的社稷坛。故以社稷为国家政权的象征。（19）伏羲：神话中人类的始祖。曾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据说《易经》中的八卦就是他画的。（20）尧：传说中我国父系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领袖。舜：由尧的推举，继任部落联盟的领袖。挑选贤才，治理国家，并把治水有功的大禹推为自己的继承人。（21）《尚书》载之：《尚书》的第一篇《尧典》，记载了尧禅位给舜的事迹。（22）汤：商朝的建立者。原是商族的领袖，后任用贤相伊尹执政，积聚力量，先后十一次出征，消灭了邻近几个部落。最后一举灭夏，建立商朝。武：周武王，西周王朝的建立者。继承文王的遗志，率部东攻，在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大败商纣王部队，建立周朝。（23）诗人歌之：《诗经》中有《商颂》五篇，内容多是对殷代先王先公的赞颂。（24）三代：夏、商、周。（25）符瑞：吉祥的征兆。汉初思想界盛行“天人感应”之说，此曰“获符瑞”，指公元前122年，汉武帝猎获了一头白麟，于是改元“元狩”。（26）封禅：帝王祭天地的典礼。秦汉以后成为国家大典。封，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禅，在泰山下的梁父山上辟出一块场地祭地。（27）正朔：正是一年的开始，朔是一月的开始；正朔即指一年的第一天。古时候改朝换代，都要重新确定何时为一年的第一个月，以示受命于天。周以夏历的十一月为岁首；秦以夏历的十月为岁首；汉初承秦制，至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04）改用“太初历”，才用夏历的正月为岁首，从此直到清末，历代沿用。“改正朔”即指此。（28）易服色：更改车马、祭牲的颜色。秦汉时代，盛行“五德终始说”。认为每一个朝代在五行中必定占居一德。与此相应，每一朝代都崇尚一种颜色。所谓夏朝为水德，故崇尚黑色；商朝为金德，故崇尚白色；周朝为火德，故崇尚赤色；汉初四十年，汉人认为自己是水德，故崇尚黑色，后经许多人的抗争，到武帝时正式改定为土德，崇尚黄色。（29）穆清：指天。（30）重译：经过几重翻译。喻远方邻邦。款塞：叩关。（31）遭李陵之祸：李陵，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汉名将李广之孙，善于骑射，汉武帝时官拜骑都尉。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出兵三路攻打匈奴，以他的宠妃李夫人之弟、贰师将军李广利为主力，李陵为偏师。李陵率军深入腹地，遇匈奴主力而被围。李广利按兵不动，致使李陵兵败投降。司马迁认为李陵是难得的将才，在武帝面前为他辩解，竟被下狱问罪，处以宫刑。这就是“李陵之祸”。（32）缧绁（ｌéｉｘｉè雷谢）：原是捆绑犯人的绳索，这里引伸为监狱。（33）西伯拘羑（ｙǒｕ有）里，演《周易》：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禁在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北）时，把上古时代的八卦（相传是伏羲所作）推演成六十四卦，这就是《周易》一书的骨干。（34）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曾周游列国，但到处碰壁，在陈国和蔡国，还受到了绝粮和围攻的困厄。其后返回鲁国写作《春秋》。（35）屈原放逐，著《离骚》：请参阅本编所选《屈原列传》。（36）左丘：春秋时鲁国的史官。相传他失明以后，撰写成《国语》一书。（37）孙子膑（ｂìｎ鬓）脚，而论兵法：孙子，即孙膑，因受一种截去两腿膝盖上膑骨的膑刑以后得名。齐国人，曾与庞涓一起从鬼谷子学兵法。后庞涓担任魏国大将，忌孙之才，把孙膑骗到魏国，处以膑刑。孙膑后被齐威王任为军师，著有《孙膑兵法》。（38）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不韦即吕不韦，战国末年的大商人。秦庄襄王时，被任为相国，封文信侯。始皇即位，称吕不韦为“尚父”。他曾命门下的宾客编撰了《吕氏春秋》（又称《吕览》）一书。秦始皇亲政后，被免去相国职务，赶出都城，又令迁蜀，忧惧自杀。（39）韩非囚秦，《说难》、《孤愤》：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的代表，出身韩国贵族。为李斯所谗，在狱中自杀。《说难》、《孤愤》是《韩非子》中的两篇。（40）《诗》三百篇：今本《诗经》共三百零五篇，这里是指约数。（41）陶唐：即唐尧。尧最初住在陶丘（今山东定陶县南），后又迁往唐（今河北唐县），故称陶唐氏。《史记》列为五帝之一。（42）至于麟止：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猎获白麟一只，《史记》记事即止于此年。鲁哀公十四年（前481），亦曾猎获麒麟，孔子听说后，停止了《春秋》的写作，后人称之为“绝笔于获麟”。《史记》写到捕获白麟为止，是有意仿效孔子作《春秋》的意思。（43）黄帝：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史记》首篇即《五帝本纪》，黄帝为五帝之首，故云。
“太史公自序”鉴赏
司马迁简介
两汉·司马迁的简介
司马迁（前145年-不可考），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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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游侠列传序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二月十六日，前乡贡进士韩愈，谨再拜言相公阁下：
向上书及所著文后，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惧不敢逃遁，不知所为，乃复敢自纳于不测之诛，以求毕其说，而请命于左右。
愈闻之：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呼而望之也。将有介于其侧者，虽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则将大其声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于其侧者，闻其声而见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往而全之也。虽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则将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救之而不辞也。若是者何哉？其势诚急而其情诚可悲也。
愈之强学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险夷，行且不息，以蹈于穷饿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声而疾呼矣。阁下其亦闻而见之矣，其将往而全之欤？抑将安而不救欤？有来言于阁下者曰：“有观溺于水而爇于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终莫之救也。”阁下且以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动心者也。
或谓愈：“子言则然矣，宰相则知子矣，如时不可何？”愈窃谓之不知言者。诚其材能不足当吾贤相之举耳；若所谓时者，固在上位者之为耳，非天之所为也。前五六年时，宰相荐闻，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与今岂异时哉？且今节度、观察使及防御营田诸小使等，尚得自举判官，无间于已仕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进人者，或取于盗，或举于管库。今布衣虽贱，犹足以方乎此。情隘辞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怜焉。
愈再拜。
谏逐客书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泰山 一作：太山)
亲政篇
《易》之《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盖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上下一体，所以为“泰”。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上下间隔，虽有国而无国矣，所以为“否”也。
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见，止于视朝数刻；上下之间，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非独沿袭故事，亦其地势使然。何也？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然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谢恩见辞，湍湍而退，上何尝治一事，下何尝进一言哉？此无他，地势悬绝，所谓堂上远于万里，虽欲言无由言也。
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盖周之时有三朝：库门之外为正朝，询谋大臣在焉；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路门之内为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视朝，退视路寝听政。” 盖视朝而见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听政而视路寝，所以通远近之情。汉制：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元正、冬至受万国之朝贡，则御焉，盖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极门，其西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盖古之正朝也。又北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盖古之内朝也。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则大庆殿，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试进士则崇政殿。侍从以下，五日一员上殿，谓之轮对，则必入陈时政利害。内殿引见，亦或赐坐，或免穿靴，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盖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极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国朝圣节、冬至、正旦大朝则会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则奉天门，即古之外朝也。而内朝独缺。然非缺也，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岂非内朝之遗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于斯时也，岂有壅隔之患哉？今内朝未复，临御常朝之后，人臣无复进见，三殿高閟，鲜或窥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孝宗晚年，深感有慨于斯，屡召大臣于便殿，讲论天下事。方将有为，而民之无禄，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为恨矣。
惟陛下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铲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华、武英二殿，仿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诸司有事咨决，上据所见决之，有难决者，与大臣面议之；不时引见群臣，凡谢恩辞见之类，皆得上殿陈奏。虚心而问之，和颜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尽。陛下虽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如此，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
春王正月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臧哀伯谏纳郜鼎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公不听。
（周内史闻之，曰：“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
驳复仇议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
向使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辨奸论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
将为穹谷嵁岩渊池于郊邑之中，则必辇山石，沟涧壑，陵绝险阻，疲极人力，乃可以有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状，咸无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
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
韦公之来，既逾月，理甚无事。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积之丘如，蠲之浏如。既焚既酾，奇势迭出。清浊辨质，美恶异位。视其植，则清秀敷舒；视其蓄，则溶漾纡余。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内。
已乃延客入观，继以宴娱。或赞且贺曰：“见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夫然，则是堂也，岂独草木土石水泉之适欤？山原林麓之观欤？将使继公之理者，视其细知其大也。”宗元请志诸石，措诸壁，编以为二千石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