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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喜犒师

[先秦]:左丘明

齐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师。使受命于展禽。

齐侯未入竟,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齐侯曰:“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对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太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齐侯乃还。


“展喜犒师”译文及注释

译文

齐孝公攻打鲁国北部边境。僖公派展喜去慰劳齐军,并叫他到展禽那里接受犒劳齐军的外交辞令。

齐孝公还没有进入鲁国国境,展喜出境迎上去进见他,说:“寡君听说您亲自出动大驾,将要光临敝邑,派遣下臣来犒劳您的左右侍从。”齐孝公说:“鲁国人害怕吗?”展喜回答说:“小人害怕了,君子就不。”齐孝公说:“你们的府库空虚得就像悬挂起来的磬,四野里连青草都没有,仗着什么而不害怕?”展喜回答说:“依仗先王的命令。从前周公、太公辅佐周室,在左右协助成王。成王慰问他们,赐给他们盟约,说:‘世世代代的子孙,不要互相侵害。’这个盟约藏在盟府里,由太史掌管。桓公因此联合诸侯,而解决他们之间的不和谐,弥补他们的缺失,而救援他们的灾难,这都是显扬过去的职责啊。等到君侯登上君位,诸侯都给予厚望,说:‘他会继承桓公的功业吧。’我敝邑因此不敢保城聚众,说:‘难道他即位九年,就丢弃王命,废掉职责,他怎么向先君交代?他一定不会这样的。’依仗这个才不害怕。”齐孝公于是收兵回国。

注释

齐孝公:齐桓公的儿子。鄙:边远地方。

公:指鲁僖公。犒:慰劳。

竟:同“境”。

县:同“悬”。罄:中间空虚的乐器。

周公:周文王的儿子,名旦,鲁国的始祖。大公:即吕望,姜姓,通称姜太公,齐国的始祖。大同“太”。

股:大腿。肱:胳膊由肘到肩的部分。“股肱”,意为得力的助手。这里作动词用,意为辅佐。

载:载言,指盟约。盟府:掌管盟约文书档案的官府。

职:动词,掌管。

旧职:从前的职守。即指齐始祖姜太公股肱周室的事业。

率:遵循。桓:指齐桓公。

“展喜犒师”鉴赏

创作背景

鲁僖公二十六年(前634),齐孝公率军攻打鲁国,齐强鲁弱,又适逢鲁国发生饥荒,根本无力抵挡,形势十分危急。鲁僖公派遣展喜迎上前去犒劳齐军。由于展喜的机智善辩,从容应对,终于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使齐孝公无言以对,不得不收兵还师,从而解救了国家的危难。

赏析

“齐侯未入竟,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为文章第一层。齐军虽未入境,但隐隐已有进犯之气。而对这种情况,展喜却言称“寡君”、“敝邑”、“下臣”,尊称对方侵犯是“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辱”在此不是侮辱对方的意思,而是自己受委屈的含意,相当于“枉顾”、“屈尊”等词,是对对方来访的客气谦词。措辞礼数周到,神态不慌不忙,俨然胸有成竹。更耐人寻味的是,在这番言辞中,展喜不提对方进犯一事,而称对方此行是来访,巧妙地为自己犒劳齐师张目,显得合乎情理。文章至此,已呼应了上文“犒军”与“辞令”二线,而由于对犒军没有具体展开,却腾出笔墨详写展喜的一番辞令,使文章的焦点迅速凝聚在“辞令”之中。好文章总是强调突出重点,不枝不蔓,犹如山沓云深之处,突然显现一条小径,使人可以拾阶而上,探险寻幽。

“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为文章第二层。恶虎决不会因羔羊哀哀求告而饶了它的性命,侵略者当然也不会因被侵略国礼数周到就按捺下侵略欲望。“鲁人恐乎?”这一句话,表明齐侯不仅未被展喜言辞所动,反而赤裸裸地声称自己此行并非来访,而是侵略。视对方忍让为软弱可欺,往往是自以为强大的人之共同心理。侵略人家,还要问人家是否害怕,其中的狂傲,基于的正是不把对方放在眼里的心理,并带有一种如猫戏鼠的挑衅和放肆。在这种情形下,展喜表现的却是那么从容镇定,不卑不亢:“小人恐矣,君子则否。”一派大义凛然之气。文章至此,我们已不难明白展喜犒军并非是向对方屈膝投降,而别有一番用意。同时也使人不禁为展喜捏了一把汗,在齐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在狂傲的齐侯面前,仅仅凭借辞令并不能击退齐军。

“齐侯曰:‘室如县罄……’”至“恃此以不恐”为文章第三层。“县罄”,即悬罄,罄同磬,磬悬挂时,中间高而两面低,其间空洞无物。家室贫乏,屋无所有,而房舍高起,两檐下垂,如古罄悬挂的样子,所以室如县罄,意指府库空虚。“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在这种反向中,视对方若无物的狂傲之气咄咄逼人,但也或多或少地夹杂着齐侯对展喜的从容镇定之困惑。而读者却可以在齐侯的困惑中,豁然释开原先的几个困惑:原来鲁国之所以面对强大的齐国的进犯不去积极备战,而求助于“犒军”、“辞令”,正是由于鲁国“室如县罄,野无青草”,军事力量软弱的鲁国,不能以此去抗衡声势显赫的齐军。求助于“犒军”与“辞令”,多少也是弱小国家在强国面前无可奈何的悲哀。同时,也使人明白何以齐侯在展喜面前如此放肆狂妄,原来正是他视鲁国“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但是,三尺之孤,尚有一搏,何况众志成城。以军事力量抗争虽无必胜把握,但“犒军”和“辞令”不能使狂妄的齐侯面壁思过,退避三舍吗。一念及此,令人对文中情境方有几分明白,却又不免疑虑重生。

怯懦者,往往在黑云压城面前魂飞魄丧,哀叹命运乖蹇;强者,唯有强者,才能在乱云飞度中,依然从容不迫,以无畏的勇气,在危机中开拓出机遇的曙光。展喜正是在这种危机四起、险象环生的情境中,显示了自己过人的胆识与才智。首先,展喜陈述自己所恃的是先王之命。当时周室虽然衰微,但欲成霸业者,也只能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自然没有谁敢公然表示藐视周室。“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表明齐、鲁原是世代友好,且有天子为他们缔结的盟约,此其一;“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指出,齐孝公之父齐桓公正是因为遵守盟约,广修仁义而终成霸业,而现在诸侯各国对齐侯也寄托了同样的愿望,此其二;“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大意是:我国之所以不敢修筑城池,缮治甲兵,作战争的准备,是因为认为“即使您继承君位九年,也不会背弃先王的命令,废弃以前的职责。因为要是这样,便对不住逝去的太公和桓公。想来齐君一定不会是这样干的。”申明鲁国之所以不聚兵相争非不能,是不为也,其原因是基于对齐侯的信赖。此其三。一席言说,乍看貌似谦恭平淡,没有一句谴责齐侯侵略的行径,但细细品来,却觉得柔中带刚,绵里含针,辛辣有力,具有丰富的潜台词:第一,齐侯如果侵犯鲁国,那就是公然违背天子命令,践踏盟约,背信弃义;第二,齐侯如果侵犯鲁国,那就是叛逆孝道,并将失去人心;第三,鲁国之所以不兴兵相抗,并不是软弱可欺,所以对齐侯也绝不会恐惧。

如果说,齐国的强大和鲁国的弱小,决定了展喜只能把激烈的抗争寓于貌似谦恭平和的言辞中;那么,齐侯的倨傲无礼,则又决定了展喜在平淡中透露出激烈的抗争与捍卫祖国尊严的慷慨。而且,更重要的是,柔转为刚,存在着一个假定,即如果齐侯侵略鲁国;刚转为柔,同样也存在着一个假定,即齐侯撤军回国。同时,这时柔还有一个更大的假定,如果齐侯撤军回国,那齐侯就是仁义之人,齐侯也就因此有望重振父业,成为一代霸主;反之,则一切将付之东流。

齐侯是个颇为自负的人,他之所以急急忙忙攻打鲁国,正是基于想重温乃父齐桓公霸业的旧梦。展喜一番刚柔相济的言辞,可以说是吃透了齐侯的心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个心理被对方看透的人,就会被对方的言辞所折服。“齐侯乃还”,正是在这种情形下,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结果。

文章一开始就如奇峰突起、引人入胜,齐军入侵鲁国,鲁国却派展喜前去犒劳。展喜经展禽(即柳下惠)面授机宜,辞令谦和有礼,面对齐孝公咄咄逼人的问话,巧妙提出“君子”与“小人”之别,并针对齐孝公依仗周王名号经营霸业的心理,指出“先王之命”给他当头一棒;接着又用两国先君之盟约束之,用齐桓公之功勉励之,用诸侯之望鞭策之;最后又夸之不会弃命废职,暗藏机锋。言辞可谓字字珠玑,步步为营,方略绝妙。齐孝公开始如饮醇酒,自尊心和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后来才发现仰之弥高,缚之弥深,颇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再想反驳为时已晚,只好“乘风归去”。全文结构紧凑,无一闲文懈笔,辞辩精妙绝伦,不愧是一篇优美的外交辞作。

左丘明简介

先秦·左丘明的简介

左丘明

丘明(姓姜,氏丘,名明),华夏人,生于前502年,死于前422年,享年80岁。丘穆公吕印的后代。本名丘明,因其先祖曾任楚国的左史官,故在姓前添“左”字,故称左史官丘明先生,世称“左丘明”,后为鲁国太史 。左氏世为鲁国太史,至丘明则约与孔子(前551-479)同时,而年辈稍晚。他是当时著名史家、学者与思想家,著有《春秋左氏传》、《国语》等。他左丘明的最重要贡献在于其所著《春秋左氏传》与《国语》二书。左氏家族世为太史,左丘明又与孔子一起“如周,观书于周史”,故熟悉诸国史事,并深刻理解孔子思想。

...〔► 左丘明的诗(3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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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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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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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与王,其号虽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虽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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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泰山 一作: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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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

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细大之义,吾未能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土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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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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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司马迁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辨奸论

宋代苏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唐代韩愈

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夫冀北马多天下。伯乐虽善知马,安能空其郡邪?解之者曰:“吾所谓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伯乐知马,遇其良,辄取之,群无留良焉。苟无良,虽谓无马,不为虚语矣。”

东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乌公,以鈇钺镇河阳之三月,以石生为才,以礼为罗,罗而致之幕下。未数月也,以温生为才,于是以石生为媒,以礼为罗,又罗而致之幕下。东都虽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执事,与吾辈二县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咨而处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处者,谁与嬉游?小子后生,于何考德而问业焉?缙绅之东西行过是都者,无所礼于其庐。若是而称曰:“大夫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焉。”岂不可也?

夫南面而听天下,其所托重而恃力者,惟相与将耳。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愈縻于兹,不能自引去,资二生以待老。今皆为有力者夺之,其何能无介然于怀邪?生既至,拜公于军门,其为吾以前所称,为天下贺;以后所称,为吾致私怨于尽取也。留守相公首为四韵诗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