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简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 白居易的诗文(53篇)白居易的名句(61条)〕个人作品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
轶事典故
爱恋湘灵
白居易11岁那年，因避家乡战乱，随母将家迁至父亲白季庚任官所在地——徐州符离(今安徽省宿县境内)。之后在那里与一个比他小4岁的邻居女子相识，她的名字叫湘灵，长得活泼可爱，还懂点音律，于是两人就成了朝夕不离、青梅竹马的玩伴。到白居易19岁、湘灵15岁时，情窦初开，两人便开始了初恋。白居易有一首诗名为《邻女》，追叙了十五岁的湘灵，赞美湘灵的美丽和她悦耳的嗓音。
贞元十四年（798），白居易27岁的时候，为了家庭生活和自己的前程，他不得不离开符离去江南叔父处。一路上他写了三首怀念湘灵的诗。分别是《寄湘灵》、《寒闺夜》和《长相思》。由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白居易与湘灵经过17年的相处和8年的相恋，感情已经很深了。离别后不但苦苦相思，而且已考虑过结婚问题。但是湘灵担心她家门第低，攀不上白居易。最后表示了愿至天必成和步步比肩行的恳切愿望。
贞元十六年初，白居易29岁考上了进士，回符离住了近10个月，恳切向母亲要求与湘灵结婚，但被封建观念极重的母亲拒绝了。白居易无奈，便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离开了家。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秋，白居易在长安作了校书郎，需将家迁至长安，他回家再次苦求母亲允许他和湘灵结婚，但门户大于一切的母亲，不但再次拒绝了他的要求，且在全家迁离时，不让他们见面。他们的婚姻无望了，但他们深厚的爱情并没从此结束。白居易以不与他人结婚惩罚母亲的错误，并三次写了怀念湘灵的诗：《冬至夜怀湘灵》、《感秋寄远》和《寄远》。在近8年里，母亲再没让白居易和湘灵见面，也不允许他提起湘灵。
白居易37岁时才在母亲以死相逼下，经人介绍与同僚杨汝士的妹妹结了婚，但直到元和七年还写诗思念湘灵。例如《夜雨》、《感镜》等。后来白居易蒙冤被贬江州途中，和杨夫人一起遇见了正在漂泊的湘灵父女，白居易与湘灵抱头痛哭了一场，并写下了题为《逢旧》的诗。这时白居易已经44岁，湘灵也40岁了，但未结婚。这首诗里白居易再次用了恨字，此恨与《长恨歌》的恨不会毫无关系，所以说白居易亲身经历的这段悲剧般的爱情为《长恨歌》打下了基础。
直到白居易53岁的时候，他在杭州刺史任满回洛京途中，看到变换旧村邻而湘灵已不知去向的时候，这段长达35年之久的恋爱悲剧才划上了离开的句号。
樊素小蛮
在杭州刺史位上，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里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 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个数字可不算小。 他喝酒时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
素口蛮腰，蓄妓（这里的妓，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妾或家庭歌舞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纵自娱。他蓄妓与嗜酒无度，直到暮年。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最出名的是小蛮和樊素。唐孟棨《本事诗·事感》中记载:“白尚书(居易)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现代人形容美女说樱桃嘴、小蛮腰或杨柳腰，就是从白居易那里学过来的。
白居易后来老了，体弱多病，决定卖马和放妓，他不希望他们跟着自己吃苦。但是他心爱的马居然反顾而鸣，不忍离去。樊素和小蛮等对白居易还是蛮有感情的，都不忍离去。樊素感伤落泪地说:“主乘此骆五年，衔橛之下，不惊不逸。素事主十年，中擳之间，无违无失。今素貌虽陋，未至衰摧。骆力犹壮，又无虺愦。即骆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杯。一旦双去，有去无回。故素将去，其辞也苦；骆将去，其鸣也哀。此人之情也，马之情也，岂主君独无情哉？”白居易也长叹道:“骆骆尔勿嘶，素素尔勿啼；骆返庙，素返闺。吾疾虽作，年虽颓，幸未及项籍之将死，何必一日之内弃骓兮而别虞姬！素兮素兮！为我歌杨柳枝。我姑酌彼金缶，我与尔归醉乡去来。”
当然最后于白居易70岁樊素和小蛮还是走了。白居易思念中写道:“两枝杨柳小楼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五年三月今朝尽，客散筵空掩独扉；病与乐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时归。”
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当然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 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友、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
家酿名酒
白居易自家酿的酒，质高出众，他为自家的酒作诗道：“开坛泻罇中，玉液黄金脂；持玩已可悦，欢尝有余滋；一酌发好客，再酌开愁眉；连延四五酌，酣畅入四肢。”（《白居易卷》）。白居易造酒的历史不但有记载，而且直到今天，还有“白居易造酒除夕赏乡邻”的故事在渭北一代流传。
心瞩洛阳
贞元十五年（799年），白居易从江西浮梁县到洛阳省母。贞元二十年（804年）二月，白居易任校书郎时，曾春游于洛阳。长庆四年（824年）五月，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满，不想去长安，打算回洛阳隐居。便将自己剩余的俸薪，又加上两匹马作价的钱，在洛阳履道里（今洛阳市东南赵村东狮子桥一带），买下原散骑侍郎杨凭的旧宅。实现了他“但道吾庐心便足”的夙愿。不久白居易又奉召出任苏州刺史。宝历二年（826年）他与刘禹锡结伴归洛阳。太和元年（827年），他奉使到洛阳，与皇甫镛、苏弘、刘禹锡，姚合交游。太和三年（829年），白居易57岁，罢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四月到洛阳，长期住在洛阳龙门东山香山寺，至直18年后终老。正象他自己所说：“往时多暂住，今日是长归”。白居易是我国唐代的著名诗人，诗词流传至今三千多首，数量居唐代名诗人之首。
会昌二年（842年），白居易71岁时，他与香山寺僧如满，结香火社，白衣鸠杖，自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他做官30多年，以清贫自守，体察民情，从未忘记老百姓的疾苦。他73岁时捐资并提议民众共同治理被称为“八节滩”的伊河险段，使得“夜舟过此无倾覆，朝径从今免苦辛”，白居易对这件事十分欣慰，他临终前一年，写的《欢喜二偈》中，就有这么二句：“心中别有欢喜事，开得龙门八节滩”。
太和六年（832年）七月，白居易把自己为元稹撰墓志的钱，捐献给僧人修正香山寺，使香山寺面貌一新。
开成元年（836年），白居易自编《白氏文集》65卷，共诗文3255篇。藏于洛阳圣善寺钵塔院，为后人研究唐代的社会情况和诗歌创作，提供了大量有用的史料。他留下的3000多首诗中，讴歌洛阳的就有800多首。如《洛城东花下作》中的“记得归诗章，花多属洛阳”。《柳枝词八首》中的“何以东都正二月，黄金枝映洛阳桥”。在白居易的笔下，人们了解了洛阳的美容，对洛阳更加热爱。正如唐代诗人徐凝在诗中写的“今到白氏诗句出，无人不咏洛阳秋”。
会昌四年（844年）春，白居易已73岁了，他还到赵村（今洛阳市东南部）观赏杏花，写了《游赵村杏花》诗。
会昌五年（845年），白居易和在洛阳的6位年过70的朋友，组成7老会。后来95岁的僧人如满和136岁的李元爽，也参加了7老会，号称“九志图”。他们饮酒赋诗，在诗坛上传为佳话。
会昌六年（846年）八月，白居易与世长辞。临终前，他遗嘱“不归下王圭，葬于香山如满之侧”，想永远与洛阳山水为伴。家人依照他的遗嘱，将他埋在龙门东山琵琶峰上。人们为了更好地纪念这位伟大诗人，在琵琶峰上对其墓加以扩建，建成了“白园”。整个白园庄严肃穆，质朴典雅，布局结合地形，峰回路转，曲径通幽，依山筑房建亭，高低错落。
西湖白堤
在白居易到西湖以前，西湖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整治。遇到干旱天气，西湖水很浅，不够灌溉农田；每到下大雨，又会湖水泛滥，不能积蓄。这种情况使西湖不能尽到最大的效用，造成农用和民用的水源都发生问题。
白居易是怀着“下恤民庶”的抱负来到杭州做刺史的，到任以后，就把彻底治理西湖这一工程提到议事日程上。他任杭州刺史的主要政绩之一，就是在西湖东北岸一带筑成捍湖大提，有效地蓄水泄洪，保证农田有水灌溉，人民有水喝。
这个筑堤蓄湖的工程在白居易离任前的两个月得以竣工。824年三月，白居易亲自写了《钱塘湖石记》一文，刻成石碑，立在湖岸上。这篇碑记就成为关于西湖水利的重要历史文献。白居易修建的捍湖大提，人们就称它为“白公堤”，表达了对白居易的爱戴与怀念。
当然白居易在筑堤捍湖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麻烦。例如，当时有些人对筑堤设闸、决放湖水来灌溉农田的举措十分担心，而且提出了反对意见，白居易对此一一作出了解释与批驳。并且，白居易也对湖堤筑成后西湖的蓄水量与放湖水灌农田的实际功能作了细密的测算。
当然，最后捍湖大堤的建造是十分成功的。
到明代，白公堤仍然存在，它不仅是一座水利设施，而且还是当时杭州一条热闹繁荣的交通要道。只可惜白公堤的原址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人们游览西湖，就以白堤为白公堤的替身，来寄托对白居易的爱戴与怀念之情。当然，其实我们今天说的白堤并不是白居易建造的白公堤。
白居易于长庆二年十月赴任杭州刺史，前后三年，实际时间仅20个月。在这不算长的时间里，白公却为杭州做了多件大事，对杭州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杭州这个山明水秀的城市，三面环山，山泉淙淙不竭，又有周边三十里的西湖，蓄着一湖淡水，按说水源还是相当充裕的。但是在唐代，居民的饮水却大成问题。
原来，杭州濒临钱塘江，由于受钱塘江咸潮的长期侵蚀，地下水又咸又苦，根本不能喝。唐代的杭州范围比今天要小得多。城中居民大多住在井边，取井水饮用，而井水却是咸苦的，到西湖取水还有一段距离，到四周山中溪涧取水，路途更远。居民为解决日常引用水问题，往往跑来跑去，浪费时间又浪费力气。
第一位浚六井，解决饮水问题的官员是李泌。李泌所始建的六井，不是从地表向下深挖而取地下水的井，而是引西湖水通过管道到一定位置而蓄水的井，类似于蓄水池，其水源就是西湖。只要西湖水不干涸，城内井中就淡水不竭，居民们就可免除远途取水疲于奔波之苦。
白居易到杭州做刺史，距李泌建造六井已经四十年。这时，地下引水管道已常常淤塞，水流不畅，影响了城内六井的供水。白居易发现了这个问题，决心继续李泌这一利民业绩，彻底治理西湖，疏通六井。他在823年秋天到824年春天，亲自主持并完成了西湖水的规模巨大的水利工程。
长安居大不易
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古原草送别》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典出《唐摭言》卷七）
白居易（772年～846年）， 字乐天，自称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他的祖先是山西太原人，后来又迁居到陕西韩城，最后定居在陕西下邽。据说白居易刚生下来才两个月，①奶妈抱着他，并指着家里的书让他看，他虽然口不能言，但心里却早已认识“之”、“无”二字了。所以后来人们在谦逊地称说自己所识别的东西不多抑或知识有限时，便往往会用上这典故，说是“略识之无”。稍微长大了，白居易尤其喜欢读书，而且他的记忆力之好极为惊人，凡是他过目的书，就没有不把它紧紧记在了脑子里的。而他诗文里所透露出来的非凡才华，便更是让人吃惊不已了。
诗才已经不同凡响的白居易，在16岁那年便只身来到了京城长安。他闻名去拜访当时掌管编纂国史以及为朝廷起草文告诏令的著作郎顾况，以便请顾老前辈对自己的诗作进行亲切指点。而苏州人顾况却是一个自视甚高、很少对他人有所推许的著名诗人，尽管他家门口车水马龙，来拜访和求教的人很多。那天傍晚，仆人就要掌灯开饭了；一个行色匆匆的小青年竟在此时此刻递上了他自己的名刺，并在他诗稿的封面署上“白居易”这三个工整的楷体字。
因频繁接待来访客人业已有些疲惫了的顾老诗人，一眼瞥见“白居易”三字，遂禁不住大笑起来：“呵呵，好大的口气！要知道，京城长安现在米价高得很，平时就是想居住下来也挺不容易呀，更何况居然要想白白居住！”说完，他趁家人还没有把饭菜摆上桌来的当儿，便漫不经心地浏览起白居易呈给他的诗稿。一打开扉页，里头第一首就是题为《赋得古原草送别》的五律。
当他看到颔联“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眼睛蓦然一亮，顾老诗人就再也不能移开目光了。可以想见，此时他固然已不敢再漫不经心了。他一手捻着他那把略已花白的胡须，一手紧握着诗稿，转而细细地品味起来，并不时点了点头。然后他又腾出了那只轻捋胡子的手拍案叫绝道：“能写出如此之好的诗句，要想在长安居住下来，又有何困难可言哉！老夫刚才的话，只不过是开开玩笑的啊！”
这是顾老诗人欣赏白居易该诗中野草所蕴涵着的顽强生命力，纵然在历经野火焚烧之后，但它一经那春风（请注意，此二字在古代诗文中是一个蕴涵极为丰富的词汇）吹拂，它便又生机勃勃地绽出嫩芽，并开始生长和迅速繁衍起来了。作为一个人，难道就不应该像这株莽原上的野草一样，在逆境中顽强斗争，以期倔强地生存下来吗？而这，该是多么需要精细观察和深刻领悟呀！不用说，这正是作为诗人所必备的良好素质，所以顾老诗人不禁为眼前这位天才少年所深深折服了。
接下来，得到了老诗人顾况的大力赞扬和多方介绍，少年白居易的诗名顿时便传遍了整个京城。但非常遗憾，由于白居易还没能得到更为强有力的引荐，虽然在长安居住了三年，他却并没有找到自己理想的出路，于是只得黯然离开了。直到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他才以高科考取进士，此后便踏上了仕途。再就是他的诗名不但在全国知名，到处流传着他许多杰出的作品，而且他的诗名还传到了鸡林国，也就是现在的朝鲜。可见，顾老诗人当年并没有看错白居易。
按：① 然据白居易《与元九书》则称七、八个月也。② 20世纪许多选本亦据《唐才子传》仅仅选录该诗前四句，要知道这并不科学；而且，它也是对白居易诗作的肆意阉割。至于其颔联，乃系是流水对的构句方式，同时它还使用了“隔句拗救”这作诗技巧。
人物
出生乱世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家乡便发生了战争。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离安居。白居易得以在宿州符离度过了童年时光。而白居易聪颖过人，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
仕官生活
806年，白居易罢校书郎。同年四月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庢县（今西安周至县）尉。807年，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808年任左拾遗，迎取杨虞卿从妹为妻。810年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811年母亲陈氏去世，离职丁忧，归下邽。814年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
任左拾遗时，白居易认为自己受到喜好文学的皇帝赏识提拔，故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大量的反应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乃至于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白居易上书言事多获接纳，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劝谏宪宗广开言路。
贬谪江州
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其后白居易又被诽谤：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白居易却著有“赏花”及“新井”诗，有害名教。遂以此为理由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818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至江州与白居易相聚。当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刺史时，白行简也一同与兄长溯江而上。途中与元稹相遇于黄牛峡，三人相游之处被称为三游洞。在忠州任职的时间，白居易在忠州城东的山坡上种花，并命名此地为“东坡”。同年冬，被任命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819年到任。820年夏，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
白居易的母亲虽因看花坠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许多咏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纪录，新井诗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诗今已失传），可见此事不能构成罪名。他被贬谪的主因，很可能与他写讽谕作品而得罪当权者有关。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以“兼济”为志，希望能做对国家人民有益的贡献；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独善其身”，虽仍有关怀人民的心，表现出的行动却已无过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虽不得志，大体上仍能恬然自处，曾在庐山香炉峰北建草堂，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游。
任职苏杭
820年冬，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821年，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绯色朝服，（绯色即朱色，为五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转上柱国，又转中书舍人。822年，白居易上书论当时河北的军事，不被采用，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7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内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绩。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秋天至洛阳，在洛阳履道里购宅。825年，被任命为苏州刺史，5月到任。826年因病去职，后与刘禹锡相伴游览于扬州、楚州一带。
在杭州刺史任内，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离任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当这笔基金一直运作到黄巢之乱时，当黄巢抵达杭州，文书多焚烧散失，这笔基金才不知去向。
西湖有白堤，两岸栽种有杨柳，后世误传这即是白居易所修筑的堤，而称之为白公堤。事实上这道“白堤”在白居易来杭州之前已存在，当时称为“白沙堤”，且见于白居易的诗作之中。
当白居易在杭州时，元稹亦从宰相转任浙东观察使，浙东、杭州相去并非太远，因而二人之间有许多往还的赠答诗篇。当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
在苏州刺史任内，白居易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
晚年生活
827年，白居易至长安任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828年，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829年春，因病改授与太子宾客分司，回洛阳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元家给白居易润笔的六七十万钱，白居易将全数布施于洛阳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宾客分司。835年，被任命为同州刺史，辞不赴任，后改任命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封冯翊县侯，仍留在洛阳。839年10月得风疾。841年，罢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领取半俸。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闲适”的生活反应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而844年，73岁的白居易出钱开挖龙门一带阻碍舟行的石滩，事成后作诗《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留念，诗中仍反映出他“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阳的履道里第度过，与刘禹锡唱和，时常游历于龙门一带。作《池上篇》、《醉吟先生传》自况。845年，白居易74岁，尚在履道里第举行“七老会”，与会者有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与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满、李元爽，画成“九老图”。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号香山居士，为僧如满之弟子。
洛阳安逝
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阳，享年75岁，赠尚书右仆射，谥号“文”，葬于洛阳香山。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
赠元稹
自我从宦游，七年在长安。
所得唯元君，乃知定交难。
岂无山上苗？径寸无岁寒。
岂无要津水？咫尺有波澜。
之子异于是，久要誓不谖。
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杆。
一为同心友，三及芳岁阑。
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
衡门相逢迎，不具带与冠。
春风日高睡，秋月夜深看。
不为同登科，不为同署官。
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
醉吟先生传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乡里、官爵，忽忽不知吾为谁也。宦游三十载，将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亩，竹数千竿，乔木数十株，台檄舟桥，具体而微，先生安焉。家虽贫，不至寒馁；年虽老，未及昏耄。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
游之外，栖心释氏，通学小中大乘法，与嵩山僧如满为空门友，平泉客韦楚为山水友，彭城刘梦得为诗友，安定皇甫朗之为酒友。每一相见，欣然忘归，洛城内外，六七十里间，凡观、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鸣琴者，靡不过；有图书歌舞者，靡不观。自居守洛川泊布衣家，以宴游召者亦时时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遇，必为之先拂酒罍，次开诗筐，诗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宫声，弄《秋思》一遍。若兴发，命家僮调法部丝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欢甚，又命小妓歌杨柳枝新词十数章。放情自娱，酩酊而后已。往往乘兴，屦及邻，杖于乡，骑游都邑，肩舁适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谢诗数卷，舁竿左右，悬双酒壶，寻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兴尽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间赋诗约千馀首，岁酿酒约数百斛，而十年前后，赋酿者不与焉。
妻孥弟侄虑其过也，或讥之，不应，至于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鲜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设不幸吾好利而货殖焉，以至于多藏润屋，贾祸危身，奈吾何？设不幸吾好博弈，一掷数万，倾财破产，以至于妻子冻馁，奈吾何？设不幸吾好药，损衣削食，炼铅烧汞，以至于无所成、有所误，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目适于杯觞、讽咏之间，放则放矣，庸何伤乎？不犹愈于好彼三者乎？此刘伯伦所以闻妇言而不听，王无功所以游醉乡而不还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环酿瓮，箕踞仰面，长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间，才与行不逮于古人远矣，而富于黔娄，寿于颜回，饱于伯夷，乐于荣启期，健于卫叔宝，幸甚幸甚！余何求哉！若舍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咏怀诗》云：
抱琴荣启乐，纵酒刘伶达。
放眼看青山，任头生白发。
不知天地内，更得几年活？
从此到终身，尽为闲日月。
吟罢自晒，揭瓮拨醅，又饮数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复醒，醒复吟，吟复饮，饮复醉，醉吟相仍若循环然。由是得以梦身世，云富贵，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古所谓得全于酒者，故自号为醉吟先生。于时开成三年，先生之齿六十有七，须尽白，发半秃，齿双缺，而觞咏之兴犹未衰。顾谓妻子云：“今之前，吾适矣，今之后，吾不自知其兴何如？”
与元九书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谪江陵至于今，凡枉赠答诗仅百篇。每诗来，或辱序，或辱书，冠于卷首，皆所以陈古今歌诗之义，且自叙为文因缘，与年月之远近也。仆既受足下诗，又谕足下此意，常欲承答来旨，粗论歌诗大端，并自述为文之意，总为一书，致足下前。累岁已来，牵故少暇，间有容隙，或欲为之；又自思所陈，亦无出足下之见；临纸复罢者数四，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于今。
今俟罪浔阳，除盥栉食寝外无余事，因览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旧文二十六轴，开卷得意，忽如会面，心所畜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万里也。既而愤悱之气，思有所浊，遂追就前志，勉为此书，足下幸试为仆留意一省。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圣贤，下至愚騃，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窦也。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足诫，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
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用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剚矣。《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诗》、《骚》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晋、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于时六义浸微矣！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采采芣苡”，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归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
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感兴诗》十五篇。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覙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废食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陈于左右。
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之”字、“无”字示仆者，仆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知仆宿习之缘，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又自悲。
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赋。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
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
又请为左右终言之。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诫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余即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困踬若此。呜呼！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即其愚拙可知矣！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
日者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
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贵，使己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今之屯穷，理固然也。况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屯剥至死。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近日孟郊六十，终试协律；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彼何人哉！况仆之才又不迨彼。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仆数月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动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百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异时相见，当尽致于执事。
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者，知仆之道焉。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仆不能远征古旧，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人始贵之。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然百千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故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知吾罪吾，率以诗也。
如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余。攀、李在傍，无所措口。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觉老之将至。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与足下外形骸、脱踪迹、傲轩鼎、轻人寰者，又以此也。
当此之时，足下兴有余力，且欲与仆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张十八古乐府，李二十新歌行，卢、杨二秘书律诗，窦七、元八绝句，博搜精掇，编而次之，号为《元白往还集》。众君子得拟议于此者，莫不踊跃欣喜，以为盛事。嗟乎！言未终而足下左转，不数月而仆又继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为之太息矣！
仆常语足下，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况仆与足下，为文尤患其多。己尚病，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诗笔，粗为卷第，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出所有，终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见是何地，溘然而至，则如之何？微之知我心哉！
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少睡。引笔铺纸，悄然灯前，有念则书，言无铨次。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言也。
居易自叙如此，文士以为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