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圣俞诗集序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梅圣俞诗集序”译文及注释
我听到世人常说:诗人仕途畅达的少,困厄的多。难道真是这样吗?大概是由于世上所流传的诗歌,多出于古代困厄之士的笔下吧。大凡胸藏才智而又不能充分施展于世的士人,大都喜爱到山头水边去放浪形骸,看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等事物,往往探究它们的奇特怪异之处,内心有着忧愁感慨愤激的郁积,这些情感化为诗兴,即寄托在怨恨讽刺之中,道出了逐臣寡妇的慨叹,而写出了人所难于言传的感受来。大概越困厄就越能写得工巧。如此说来,并非写诗使人穷困潦倒,大概是穷困潦倒后才能写出好诗来。
我的朋友梅圣俞,年轻时由于荫袭补为下级官吏,屡次考进士,总是遭到主考部门的压制,在地方上困厄了十多年。年已五十了,还要靠别人下聘书,去当人家的办事员。郁积着自己的才能智慧,不能在事业上充分地表现出来。他家乡在宛陵,幼年时就学习诗歌,从他还是个孩童时起,写出诗句来就已使得父老长辈惊异了。等到长大,学习了六经仁义的学问,他写出的文章简古纯正,不希求苟且取悦于世人,因此世人只知道他会写诗罢了。然而当时人不论贤愚,谈论诗歌必然会向圣俞请教。圣俞也把自己不得志的地方,喜欢通过诗歌来发泄,因此他平时所写的东西,其中诗歌就特别多。社会上已经知道他了,却没有人向朝廷推荐他。从前王文康公曾看到他的诗作,慨叹地说:“二百年没有这样的作品了!”虽然对他了解很深,可还是没有加以推荐。假使他有幸得到朝廷的任用,写出如《诗经》中雅、颂那样的作品,来歌颂大宋的功业恩德,献给宗庙,使他类似于商颂、周颂、鲁颂等作者,难道不是很壮伟的吗?可惜他到老也不得志,只能写困厄者的诗歌,白白地在虫鱼之类上抒发穷苦愁闷的感叹。社会上只喜爱他诗歌的工巧,却不知道他困厄已久将要老死了,这难道不值得叹息吗?
圣俞的诗很多,自己却不收拾整理。他的内侄谢景初担心它太多容易散失,选取他从洛阳到吴兴这段时间的作品,编为十卷。我曾经酷爱圣俞的诗作,担心不能全部得到它,十分高兴谢氏能为它分类编排,就为之作序并保存起来。
从那以后过了十五年,圣俞因病在京师去世,我已痛哭着为他写好了墓志铭,便向他家索求,得到他的遗稿一千多篇,连同先前所保存的,选取其中特别好的共六百七十七篇,分为十五卷。啊,我对圣俞的诗歌已经评论得很多了,所以不再重复。
庐陵欧阳修序。
“梅圣俞诗集序”鉴赏
赏析
文章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作者反驳了世人关于“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说法。文章开始,劈头便是一句反问:“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起笔突兀,超拔,发人深醒。接着,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上面那种观点,主要是因为世上流传的诗篇,多来自古代落拓文人所致。作者认为:大凡胸怀才学、抱负,而又不能在世上施展自己才能的士子,大多喜欢在山崖水滨放浪形骸,纵情漫游,借游山玩水以自遣,他们见到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的千姿百态,便刻意探究它们的奇特之处。这便是他们笔下的鱼木虫草、风云鸟兽逼真、传神的原因。这些诗人由于怀才不遇,心里郁积着忧愁和愤慨。因此能写出怨恨命运、讽刺时世的诗篇,倾诉出那些被贬斥到边远地区的官员和独守空房的妇女们的哀叹。抒写出人们难以述说的情感,因此境遇越是困顿,诗也就写得越好。作者在这里提出了诗“穷而后工”,“愈穷愈工”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本身,便是对那种“诗能穷人”传统观点的否定。那种“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说法的根本错误,在于将因果关系倒置了。作者的这一段议论,看似与梅圣俞无关,实际上是为下文作铺垫。因为只有摆正了穷与诗的关系,才能理解梅诗何以能工。这便是作者文章构思的高超之处。作者关于诗歌“穷而后工”的理论与司马迁的“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也是韩愈“不平则鸣”说的继承与发展。而欧阳文忠公所创的“穷而后工”一句,终成为千古不变的诗歌理论。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诗人梅圣俞的生平经历及其诗歌创作。梅圣俞一生仕途困顿,多次考试都因受到考官的压制而不中,到了五十岁才接受聘书,作别人手下的幕僚。徒有满腹才学、抱负,却不能在事业上发挥出来。作者对此深感惋惜。这些是介绍梅圣俞其人。接着又由梅圣俞其人写到其诗。圣俞自幼练习作诗,还未成年,他的诗已经使长辈们为之惊奇。长大后又学习六经中的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因不能苟且迎合,博取时好,得不到世人的重视。因此世人只知梅诗,不知梅文。这里,作者是拿梅文作陪衬,反映出梅诗受到世人的重视和喜爱。当时不论是高明之士还是愚笨之徒,只要谈到诗,都要向梅圣俞请教,梅圣俞也乐意借此在诗中抒发自己的失意之情,因此他一生的创作,尤以诗歌为多。世人都知道梅公的大名,但却没有人肯将其推荐给皇帝。作者对此十分痛惜。宋仁宗时任宰相的王文康公曾赞叹梅诗“二百年无此作矣!”可见对梅诗了解很深,可是连他也没有向皇帝举荐圣俞。作者感叹圣俞的才学不为世用。不能为朝廷作歌功颂德、祭祀祖庙的诗歌,而只能写一些“虫鱼物类、羁愁感叹”的吟咏。世人只知道喜欢他的诗,却不知道穷困潦倒时间长了,诗人也会衰老。作者对诗人的困顿的境遇及其怀才不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同时对世人不知爱惜人才的状况发出了由衷的感慨。
文章的第三部分主要交代了《梅圣俞诗集》的编撰经过。梅圣俞的诗写得很多,可是他自己并不爱惜,也不注意收集,倒是他的妻子的侄子担心诗作散佚,把他由洛阳迁到吴兴以来所写的诗作收集起来,编成十卷,作者自己一直十分喜爱圣俞的诗,因此收藏了这个诗集,并为它写了序。十五年后,圣俞病死在京城,作者前去凭吊,向家人索取他的诗篇,得到一千多篇遗稿,又将自己以前收藏的诗加在一起,从中选出六百多篇好的诗,编成十五卷。这就是《梅圣俞诗集》的成书过程。这是一篇诗序不可缺少的部分。关于梅诗的成就及特点,欧阳修在其《书梅圣俞稿后》、《六一诗话》等文中多次论及,所以仅在此处点一句:“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出”。表示梅诗特点很多,毋庸赘述,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品味。
全文是围绕“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层层展开的。首段批驳“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观点,是为了立起“诗穷而后工”的论点。二段梅圣俞一生的经历、遭遇以及他的诗文,是用具体事实说明:“穷而后工”的理论。第三段虽未明写“穷而后工”,但仍暗含着这层意思。正是因为“穷之久而将老”,圣俞才会“以疾卒于京师”,正是因为梅诗之工,作者才能“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并为之编撰诗集。欧阳修在本文中提出的“诗穷而后工”的观点,无疑是他对我国诗歌创作理论所作的杰出贡献之一。这充分体现出作者构思的精妙以及结构文章的技巧。作者在表现诗人诗工时,主要采用侧面烘托的方式,而不是着重正面表现。如以梅文“简古纯粹”来反映共诗之工,再用时人向其求诗,以及名人的赞语来衬托其诗工。这样灵活多样的表现手法使文章活泼、生动而不呆板。 [2]
作为一本诗集的序言。本文体现了“序”这一文体的应有内容要素:一是应交待成书的基本情况。文章的三、四段完成了这一任务。二是介绍作者及该书有关的思想、创作情况,述评其著作的主要特点。这是作序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故而本文的第二段用了较多的笔墨。三是要有作序者的主导思想,而且这主导思想要与该书及其作者密切相关,从而形成融贯全序乃至全书的灵魂。文章一开头就阐发的“穷而后工”思想,就起到了这一灵魂的作用。
艺术特色
1.以“穷而后工”旨意统领全文。文章一开头就从理论上阐发“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从而形成一个高屋建瓴的主旨,并始终扣住“穷”、“工”二字,将序中应有的其他内容都贯穿起来,这是颇具匠心的。第二段写梅圣俞的生平和创作,写生平着眼“穷”,写创作着眼“工”,因穷而后工,可谓首段说理的实例演绎。第三、四段虽然是写诗集的成书过程,但其间处处流露着作者对梅圣俞其人其诗的爱重,可以看作是对梅诗之工的侧面衬托。其中有赞美,有喟叹:赞美的指向还是其诗之“工”,喟叹的指向还是其人之“穷”。而且作者行文的好处在于:虽欲紧扣“穷工”,却并不急切、黏滞;虽是写成书过程,却又总是不忘记“穷工”。这就是不即不离、从容不迫的大家手笔。
2.行文起伏跌宕,长于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说理先设对立面。作者本可一上来就正面展开对“穷而后工”的论说,但那样就会过于平板。于是作者第一句就揭出“诗人少达而多穷”的世俗流行观点,然后通过辨析这一观点的不确切,顺势展开论说,从而很自然地得出“穷而后工”、“愈穷愈工”的结论。二是多角度多手法地证明论点。为了突出梅诗之“工”,作者先说他自幼出语惊人,这是铺垫手法;次说他的文章“简古纯粹”,但人们却只知其诗,这是以文之美来衬托诗之工;再说“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这是借公众的推崇来赞扬梅诗之工;接着又写到王文康公对梅诗的赞叹,这是借名人名言来旁证;最后还通过作者自己对梅诗的热爱来侧面烘托梅诗之工。三是虚实并举,大起大落写感慨。文章在写完梅诗之工后,有感而发,顺势而带出感慨。为了充分表达这感慨,作者先通过虚设,写其若能“幸得用于朝廷”,则必将功德宏伟,这是大起大扬;后文突转,通过实写,叹其终不得志,久而将老,令人悲从中来,这是大抑大落。一虚一实,一起一落,不仅正反对举,事理昭彰,而且情致跌宕,感人备至。
穷而后工
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吴楚材等在《古文观止》中说:“‘穷而后工’四字,是欧公独创之言,实为千古不易之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而作”说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一脉相承,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
“发愤而作”之语,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兵法》、《吕览》、《诗经》等,“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这是对《屈原·抽思》中“发愤以抒情”的继承和发展。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对这一思想阐发得较简明:“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蒲松龄也称自己的作品《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由此可见,“发愤而作”是中国文论的一个传统思想。
“不平则鸣”之说,语出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韩愈的这一“不得其平则鸣”,是对司马迁“发愤之所为作”的进一步发挥,对后世影响颇大。贺贻孙在《水田居遗书》文集卷三《诗余自序》中说:“风雅诸什,自今诵之以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讽诫何由生,而兴、观、群、怨何由起哉?”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见,“不平则鸣”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
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第一段,主要从三个层面阐发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一是认为“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这里的“穷”,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诗人,困厄出诗人,从概率上看确实如此。二是强调“内有优思感愤之郁积”方能发而为诗。因为“穷”,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这是文学创作必备的动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穷则愈工”。工者,好也,美也。这让人想起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将以上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那就是“穷”则“郁积”深厚、“优愤”强烈,故发而多能成为“愈工”的好诗。这是符合认识论、实践论、创作论的基本原理的。
从侧重点上看,“发愤而作”说强调创作需有一种强烈的激情,“不平则鸣”说强调这激情来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气,而“穷而后工”说则强调这激情、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穷困郁积。其实这三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发挥,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文学创作本源论的系统学说。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这三说都是聚焦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积累和情感。胸中有,笔下才能有,这是必然。但这三者也没有排斥客观现实的本源意义:“愤”何以生?“不平”从何而来?特别是欧阳修强调“穷”,就把“愤”、“不平”与社会人生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以“发愤而作”、“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三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本源论,是一个既抓住要领、又相当全面的学说,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发扬。
层次结构
全文四段,第一段是从理论上阐发“穷而后工”的文学创作理论。先从辨析“诗人少达而多穷”的世俗观点人手;接着阐明:凡“传世”之诗,皆仕途穷困者长期积优感愤、然后兴于怨刺的产物;最后顺势得出结论;穷而后工。
第二段写梅尧臣其人、其诗。分三层:首层述其生平,突出一个“穷”字;第二层评其诗文,突出一个“工”字;第三层感叹其怀才而不得用于世,将老,可悲,这悲的底蕴还是“穷”和“工”。可以说,这第二段是以梅尧臣为例,用事实证明了“穷而后工”的道理。
第三段和第四段是交待梅尧臣诗集的搜集、整理、编次、作序过程。这是‘“序”应有的内容。从中亦可看出欧阳修对梅尧臣其人、其诗的爱重,从侧面烘托梅诗之工。
作为一本诗集的序言。本文体现了“序”这一文体的应有内容要素:一是应交待成书的基本情况。文章的三、四段完成了这一任务。二是介绍作者及该书有关的思想、创作情况,述评其著作的主要特点。这是作序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故而本文的第二段用了较多的笔墨。三是要有作序者的主导思想,而且这主导思想要与该书及其作者密切相关,从而形成融贯全序乃至全书的灵魂。本文一开头就阐发的“穷而后工”思想,就起到了这一灵魂的作用。
创作背景
北宋诗人梅尧臣(字圣俞)一生颇不得意。诗作多反映社会矛盾和民生疾苦,风格平淡朴实,有矫正宋初靡丽倾向之意,对宋代诗风的转变有倡导和力行之功,甚受陆游等人的推重。
欧阳修简介
宋代·欧阳修的简介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永丰县)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与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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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圣俞诗集序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二月十六日,前乡贡进士韩愈,谨再拜言相公阁下:
向上书及所著文后,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惧不敢逃遁,不知所为,乃复敢自纳于不测之诛,以求毕其说,而请命于左右。
愈闻之: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呼而望之也。将有介于其侧者,虽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则将大其声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于其侧者,闻其声而见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往而全之也。虽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则将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救之而不辞也。若是者何哉?其势诚急而其情诚可悲也。
愈之强学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险夷,行且不息,以蹈于穷饿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声而疾呼矣。阁下其亦闻而见之矣,其将往而全之欤?抑将安而不救欤?有来言于阁下者曰:“有观溺于水而爇于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终莫之救也。”阁下且以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动心者也。
或谓愈:“子言则然矣,宰相则知子矣,如时不可何?”愈窃谓之不知言者。诚其材能不足当吾贤相之举耳;若所谓时者,固在上位者之为耳,非天之所为也。前五六年时,宰相荐闻,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与今岂异时哉?且今节度、观察使及防御营田诸小使等,尚得自举判官,无间于已仕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进人者,或取于盗,或举于管库。今布衣虽贱,犹足以方乎此。情隘辞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怜焉。
愈再拜。
上书谏猎
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故力称乌获,捷言庆忌,勇期贲、育。臣之愚,窃以为人诚有之,兽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险,射猛兽,卒然遇逸材之兽,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舆不及还辕,人不暇施巧,虽有乌获、逢蒙之技不能用,枯木朽枝尽为难矣。是胡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轸也,岂不殆哉!虽万全而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驰,犹时有衔橛之变。况乎涉丰草,骋丘虚,前有利兽之乐,而内无存变之意,其为害也不难矣。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乐出万有一危之途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
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喻大。臣愿陛下留意幸察。
项羽本纪赞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寄欧阳舍人书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
尊经阁记
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其应乎感也,则为恻隐,为羞恶,为辞让,为是非;其见于事也,则为父子之亲,为君臣之义,为夫妇之别,为长幼之序,为朋友之信。是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是亲也,义也,序也,别也,信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则谓之《易》;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则谓之《书》;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则谓之《诗》;以言其条理节文之着焉,则谓之《礼》;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则谓之《乐》;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辨焉,则谓之《春秋》。是阴阳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夫是之谓六经。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
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所以尊《春秋》也。
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由之富家者支父祖,虑其产业库藏之积,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散失,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穷之患。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忘散失,至为窭人丐夫,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何以异于是?
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犹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之所以为尊经也乎?
越城旧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冈,荒废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将进之以圣贤之道,于是使山阴另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又为尊经阁于其后,曰:「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阁成,请予一言,以谂多士,予既不获辞,则为记之若是。呜呼!世之学者,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
青霞先生文集序
青霞沈君,由锦衣经历上书诋宰执,宰执深疾之。方力构其罪,赖明天子仁圣,特薄其谴,徙之塞上。当是时,君之直谏之名满天下。已而,君纍然携妻子,出家塞上。会北敌数内犯,而帅府以下,束手闭垒,以恣敌之出没,不及飞一镞以相抗。甚且及敌之退,则割中土之战没者与野行者之馘以为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无所控吁。君既上愤疆埸之日弛,而又下痛诸将士之日菅刈我人民以蒙国家也,数呜咽欷歔;,而以其所忧郁发之于诗歌文章,以泄其怀,即集中所载诸什是也。
君故以直谏为重于时,而其所著为诗歌文章,又多所讥刺,稍稍传播,上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构,而君之祸作矣。君既没,而中朝之士虽不敢讼其事,而一时阃寄所相与谗君者,寻且坐罪罢去。又未几,故宰执之仇君者亦报罢。而君之故人俞君,于是裒辑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传之。而其子襄,来请予序之首简。
茅子受读而题之曰: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孔子删《诗》,自《小弁》之怨亲,《巷伯》之刺谗而下,其间忠臣、寡妇、幽人、怼士之什,并列之为“风”,疏之为“雅”,不可胜数。岂皆古之中声也哉?然孔子不遽遗之者,特悯其人,矜其志。犹曰“发乎情,止乎礼义”,“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焉耳。予尝按次春秋以来,屈原之《骚》疑于怨,伍胥之谏疑于胁,贾谊之《疏》疑于激,叔夜之诗疑于愤,刘蕡之对疑于亢。然推孔子删《诗》之旨而裒次之,当亦未必无录之者。君既没,而海内之荐绅大夫,至今言及君,无不酸鼻而流涕。呜呼!集中所载《鸣剑》、《筹边》诸什,试令后之人读之,其足以寒贼臣之胆,而跃塞垣战士之马,而作之忾也,固矣!他日国家采风者之使出而览观焉,其能遗之也乎?予谨识之。
至于文词之工不工,及当古作者之旨与否,非所以论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嘉靖癸亥孟春望日归安茅坤拜手序。
送天台陈庭学序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万里,陆有剑阁栈道之险,水有瞿塘、滟滪之虞。跨马行,则篁竹间山高者,累旬日不见其巅际。临上而俯视,绝壑万仞,杳莫测其所穷,肝胆为之悼栗。水行,则江石悍利,波恶涡诡,舟一失势尺寸,辄糜碎土沉,下饱鱼鳖。其难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游;非材有文者,纵游无所得;非壮强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
天台陈君庭学,能为诗,由中书左司掾,屡从大将北征,有劳,擢四川都指挥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扬子云、司马相如、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杰战攻驻守之迹,诗人文士游眺饮射赋咏歌呼之所,庭学无不历览。既览必发为诗,以纪其景物时世之变,于是其诗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归,会予于京师;其气愈充,其语愈壮,其志意愈高;盖得于山水之助者侈矣。
予甚自愧,方予少时,尝有志于出游天下,顾以学未成而不暇。及年壮方可出,而四方兵起,无所投足。逮今圣主兴而宇内定,极海之际,合为一家,而予齿益加耄矣。欲如庭学之游,尚可得乎?
然吾闻古之贤士,若颜回、原宪,皆坐守陋室,蓬蒿没户,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无有出于山水之外者乎?庭学其试归而求焉?苟有所得,则以告予,予将不一愧而已也!
留侯论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
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
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尚德缓刑书
汉昭帝逝世,昌邑王刘贺被废黜,汉宣帝刘询刚刚登上皇位。路温舒呈上奏书,奏书说:
昭帝崩,昌邑王贺废,宣帝初即位,路温舒上书,言宜尚德缓刑。其辞曰:
“臣闻齐有无知之祸,而桓公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文公用伯。近世赵王不终,诸吕作乱,而孝文为太宗。由是观之,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故桓、文扶微兴坏,尊文、武之业,
泽加百姓,功润诸侯,虽不及三王,天下归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义,省刑罚,通关梁,一远近,敬贤如大宾,爱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夫继变化之后,必有异旧之恩,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无嗣,大臣忧戚,焦心合谋,皆以昌邑尊亲,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乱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祸变之故,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故大将军受命武帝,股肱汉国,披肝胆,决大计,黜亡义,立有德,辅天而行,然后宗庙以安,天下咸宁。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统,涤烦文,除民疾,存亡继绝,以应天意。
“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⒅,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赖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饥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狱乱之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做囚人不胜痛,则饰词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练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媮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败法乱正,离亲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此所谓一尚存者也。”
“臣闻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故古人有言:“山薮臧疾,川泽纳污,瑾瑜匿恶,国君含诟。”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永履和乐,与天亡极,天下幸甚。”
上善其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