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槐堂铭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曰:“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馀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铭之。铭曰:
“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三槐堂铭”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上天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为什么贤德的人不一定富贵,仁爱的人不一定长寿?难道上天不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行善仁爱之人一定有好的后代。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是对的呢?我听申包胥曾经说过:“人为的因素可以改变天命,天命胜于人为因素。”世上议论天道的人,都不等上天的意愿完全表现出来就去责求,因此认为天是茫茫无知的。善良的人因此而懈怠,邪恶的人因此而放肆。盗跖可以长寿,孔子、颜回却遭受困厄,这都是上天还没有表现出来他的真实意愿的缘故。松柏生长在山林之中,起初被蓬蒿围困,遭牛羊践踏,但最终还是四季长青,经千年而不凋零,这就是上天赐予它的天性。关于对人的善恶报应,有的要一直到子孙后代才能表现出来,这也是上天确定已久的。我根据所见所闻来验证,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这是明白无疑的。
国家将要兴盛时,必定有世代积德的大臣,做了很大的好事而没有得到福报,但此后他的子孙却能够与遵循先王法度的太平君主,共享天下的福禄。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公王佑,显赫于后汉、后周之间,先后在太祖、太宗两朝任职,文武忠孝,天下的人都期盼他能出任宰相,然而王佑由于正直不阿,不为当世所容。他曾亲手在庭院里种植了三棵槐树,说:“我的后世子孙将来一定有位列三公者。”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王旦),在真宗皇帝景德、祥符年间做了宰相,当时朝廷政治清明,天下太平,他享有福禄荣耀十八年。
现在如果把东西寄存在别人处,第二天就去取,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了。但晋国公自身修养德行,以求上天的福报,在几十年之后,得到了必然的回报。如同手持契约,亲手交接一样。我因此知道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
我没来得及见到魏国公(王旦),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他事奉仁宗皇帝时直言敢谏,出外带兵、入内侍从三十多年,这种爵位还不足以和他的德行相称。上天将再一次使王氏兴盛吗?为什么他的子孙有这么多的贤人呢?世上有的人把晋国公(王佑)与李栖筠(唐代贤相)相比,他们两人的雄才大略、正直气节,确实不相上下。而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氏也差不多,但忠恕仁厚,则不如魏公父子。由此可见,王氏的福份正旺盛不衰啊!懿敏公的儿子王巩,跟我交游,他崇尚道德而又善诗文,以此继承了他的家风,我因此把他记了下来。铭曰:
“啊,多么美好啊!魏公的家业,跟槐树一起萌兴。辛劳的培植,一定要经过一代才能长成。他辅佐真宗、天下太平,回乡探家,槐荫笼庭。我辈小人,一天从早到晚,只知窥察时机求取名利,哪有空闲修养自己的德行?只希望有意外的侥幸,不种植就能收获。如果没有君子,国家又怎能成为一个国家?京城的东面,是晋国公的住所,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象征着王家的仁德。啊,多么美好啊!”
注释
(1)汉、周之际:指五代的后汉、后周。
(2)魏国文正公:指王旦,封魏国公,谥文正。
(3)左契:古代契约分左右两联,左契凭以索偿。
(4)李吉甫、李德裕:均唐代贤相。
(5)休:美。
(6)皇:通“遑”,闲暇。
(7)有:通“又”。
“三槐堂铭”鉴赏
赏析
本文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湖州任上为学生王巩家中“三槐堂”提写的铭词。三槐堂,是北宋初年兵部侍郎王佑家的祠堂,因王佑手植三棵槐树于庭而得名。古代传说,三槐象征朝廷官吏中职位最高的三公。而王佑正是王巩的曾祖父。
文章主题在于歌颂王佑的品德和功业,分五段进行。第一二两段,从天命的有常立论,肯定了善善恶恶的因果报应,提出“仁者必有后”的观点,为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三四五层,记叙了王佑手植三槐的经过和期待,以及王佑子孙后代多有仁德贤能者的事实,说明王佑仁爱厚施、积善成德,因此才子孙多贤,福祚绵绵不绝,从而论证了观点,突出了主旨。
全文贯穿着天命有常、因果报应思想,崇尚仁厚忠恕的德行。认为“善恶之报,至于子孙”,显然带有惩创人心、引为鉴诫的良苦用心。文章叙议兼行,挥洒如意。文字简洁,自然流畅。
读后感
宋朝的大文学家苏轼,曾经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三槐堂铭》,文中记述了三槐王氏祖先的事迹,正是一门忠义,百世流芳,历经千百年之后,他们忠厚仁恕的浩然正气依然令人神往。
王氏先祖王祐,是北宋大名府莘县人,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之家。王祐的祖父王言和父亲王彻,都担任后唐的官职,一生忠厚勤勉,廉洁奉公。王祐少年时性情豪迈,才气横溢,他的文章立意高远,文辞优美,被人们争相传诵。
步入仕途之后,王祐依然保持着真诚正直的本性。当时正处五代十国的乱世,军阀掌权、战乱纷起,朝代频繁更替,许多将帅背叛君主,拥兵自立。王祐曾不顾个人安危,力劝后晋元帅杜重威忠于朝廷,不要投降契丹,因此得罪了杜重威。遭到贬谪后,王祐仍然撰写文章,以忠孝因果警示世人。
宋朝建立后,王祐曾任监察御史、户部员外郎等官职。当时有一位功臣符彦卿镇守大名府,因为受到贪婪狡黠的手下人蒙蔽,致使政务腐败散乱。宋太祖命令王祐前去代理大名府,调查符彦卿的情况,看他是否图谋不轨。当时如果符彦卿获罪,株连坐牢的将达一千多人。王祐仔细查明真相后,把事实禀告皇上,并且愿以自己全家老小一百多口的性命,来担保符彦卿无罪。他直言上疏给皇上:「过去五代十国的君主,大多因为猜忌大臣,滥杀无辜,所以在位时间很短,希望陛下引以为戒。」符彦卿因此免罪,许多无辜的生命得以保全。王祐在同僚有难时,不落井下石,而能仗义执言,舍己救人,世人都称赞他积下深福厚德,必将荫蔽子孙。
王祐很有才干,而又品行端正,不攀附权贵。他文武忠孝的德行,被天下人赞叹,许多人希望他能升任宰相。然而,王祐直道而行的个性,使得一些心术不正的人忌惮他,想方设法排挤他,因此王祐始终没有得到重用。
晚年的时候,王祐将「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寄托在子孙后代身上,他满怀信心地在庭院中种了三棵槐树,说:「我们家的后代子孙,一定有位列三公的,此树可以作为见证。」果然,他的预言成为现实,次子王旦在宋真宗时当了宰相,前后辅佐真宗十八年,当时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王旦被人称为「太平良相」。
王祐的三个儿子在父亲的严格教导和潜移默化之下,都不负父望,德才兼备,学业有成。长子王懿,曾任江西袁州知府,政绩颇佳。三子王旭,也是著名的清官,先后在缑氏(今河南偃师县)、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等地为官,都有卓越的政绩,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任上。
作为三槐王氏最杰出的代表,王旦在幼年时就沉稳静默,勤奋好学,成年以后更是胸襟博大,气宇非凡。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王旦考中进士之后,出任平江知县。他体察民情、关心民众,以道德教化百姓,把平江县治理得井井有条,人民安居乐业。当时的转运使赵昌言到了平江县境内,赞赏王旦的善政,并把女儿嫁给了他。
一般人认为,朝中有人好做官。历朝历代,利用裙带关系攀附求高官厚禄的人确实不少。但在王旦这里却是例外。后来,赵昌言作了参知政事,担任相当于副宰相的职务,王旦也已经官至同判吏部流内铨,负责官员的考课。翁婿成为直属上下级,王旦为了避嫌,主动提出来辞职,改在集贤殿做修改撰写的文字工作。王旦识大体、顾大局,甘于淡泊的度量,深受宋太宗的嘉许。
等到真宗的时候,王旦作了宰相,他始终坚持亲属子弟们避嫌,不在朝廷担任重要官职。他的三弟王旭很有才华,受到皇上的赞赏和群臣的推荐。自从王旦当宰相后,就避嫌在家,不再任职。真宗知道后,就把王旦叫来,说:「以前的朝代,兄弟一起在朝中做大官的很多,何况朝廷任人惟贤,怎么能因为您的缘故,使令弟怀才不用呢?」真宗想任命王旭做京城的推官,掌管司法,王旦一再推辞,真宗只好让王旭改任有职无权的南曹通判。
王旦有三个儿子,长子王雍、次子王冲都是品学兼优。但因为他们进入仕途时,父亲在朝中担任要职,为了避嫌,兄弟二人一直未能晋升,直到王旦去世时,王冲仍担任水部员外郎这样一个候补职务。唯有三子王素,从政时王旦已经去世,没受到避嫌的影响,仕途比较顺利。
王旦不仅对子弟严格要求,对其他亲属也从不利用权势为他们谋官。他的女婿苏耆通过了会试,参加皇上殿试的时候,真宗不知道苏耆和王旦的关系,问王旦此人可否入选,王旦不置可否,结果苏耆落选。另一个女婿韩亿很有才华,真宗想召来加官,王旦竭力推辞,韩亿被派往边远的蜀地任职。
王旦身为宰相,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任何事情都看得久远,不举亲眷,不谋私利,就杜绝了任人唯亲的流弊。正己才能正人,所以,王旦为相十八年,家中常常宾客满堂,但没有一个人敢为私利请求照顾的。王旦并非不爱才,经他举荐的人才很多。他常常表面上不说什么,但是私底下发现真正的人才,绝不放过,一定会推荐给皇上。因为他施恩不求回报,总是默默地这样做,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后来史官修订《真宗实录》时,看到王旦的奏章,才知道许多大臣,包括众多建功立业的栋梁之材,都是出自王旦的推荐。
作为当朝宰相,同时也是家族中的长者,王旦内修严谨,但又宽厚待人,对家人关怀爱护。王氏族人众多,但在王旦以身示范的引领下,个个友爱笃实,好学勤俭,使人们叹为观止。对于王旦要求他们避嫌居低位的安排,大家都欣然接受,而且从不以官宦子弟夸耀,更不作威作福,盛气凌人。
王旦一生的德行,可以说是「八德」具足,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据传记记载,他清正廉洁,除了皇上的赏赐之外,从未收过任何人的馈赠。家里的衣服被褥,家具炊器,都朴实无华。不仅自己简朴,他也谆谆善诱,教导子弟。有一次,一位出售玉带的商人上门推销,弟弟王旭觉得很好看,想购买一条。他拿着去请示王旦,王旦也不说什么,只是让他系在腰上,然后问他:「如今还好看吗?」王旭说:「系在自己腰上,怎么能看得见好看不好看?」王旦淡淡地说:「自己负载着重物,目的是让别人说好看,不是太劳神了吗?」王旭恍然大悟,赶紧把玉带还给了商人。
真宗见王旦的住所过于简陋,多次提出帮他建新宅,王旦都以「这是先辈的旧居,不忍拆除」为理由,多次推辞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置田宅,为什么不留些家产给子孙经营?他回答道:「儿孙当要自立自强,如果父母留下这些田宅财产给他们,无非就是要让他们造成不义之争而已。」王旦所重视的,不是钱财,而是优良家风的承传。他十分注重对后代的教育,要求他们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为官者还要清清白白做官。王旦深信,「根深枝自茂,源远流自长」,他要求子孙后代每六十年修一次家谱,在家谱中要详细叙述先祖的德行和王氏仁恕忠厚的家风,以缅怀祖德,激励后人。
后来,为了更好地承传家风家训,王旦的孙子王巩,在翻修故居、建立「三槐堂」的时候,特意请苏轼撰写《三槐堂铭》,以此勉励王氏后人,效仿祖先的美好德行。
《易经》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在王旦的下一辈中,王家又出了王素、王质、王端三个进士,都是德才兼备,孙辈、曾孙辈中也是人才辈出。在整个宋朝三百余年的历史上,三槐王氏家族几乎代代都有人在朝廷为官,《宋史》上专门立有传记者十一人。自宋以来,悠悠千百余年,虽然历尽人世沧桑,三槐王氏的后裔绵延不息,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秉持先祖忠恕仁厚的精神,牢记先祖的教诲,都能做到为民者勤劳生产,艰苦奋斗;为官者廉洁自持,秉公正直。
追溯先祖的德范,细思天地万物之至理,我们且反复吟咏其中的句子:「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三槐王氏家族,以及许许多多广积阴德、以圣贤之道德学问传家的古今世家,给予我们甚深的启示和教导。为人当以道德为根本,行孝行善,其福泽荫庇,方能长润后世。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是古圣先贤的殷殷训诫,历史已经无数次以惨痛的事实证明,我们不可不慎重省思,切勿懈怠放肆,殃及自身和后代子孙啊!
三槐堂上那苍劲挺拔的老槐树,根深叶茂,充满活力,已成为根植于人们心中的一种力量。透过它的枝干,把正直、坚强、忠厚、智慧传递;透过它的叶脉,将忠诚、仁义、宽容、善良撒播。祖先将世世代代人生体验的精华,浓缩在一篇篇训诫中,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文化的瑰宝,是文明的源头活水。我们惟有秉承祖志,矢志不移,才能面对任何挑战,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苏轼简介
宋代·苏轼的简介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汉族,四川人,葬于颍昌(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一生仕途坎坷,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论画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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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及楚人平
外平不书,此何以书?大其平乎己也。何大其平乎己?庄王围宋,军有七日之粮尔!尽此不胜,将去而归尔。于是使司马子反乘堙而窥宋城。宋华元亦乘堙而出见之。司马子反曰:“子之国何如?”华元曰:“惫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马子反曰:“嘻!甚矣,惫!虽然,吾闻之也,围者柑马而秣之,使肥者应客。是何子之情也?”华元曰:“吾闻之:君子见人之厄则矜之,小人见人之厄则幸之。吾见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马子反曰:“诺,勉之矣!吾军亦有七日之粮尔!尽此不胜,将去而归尔。”揖而去之。
反于庄王。庄王曰:“何如?”司马子反曰:“惫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庄王曰:“嘻!甚矣,惫!虽然,吾今取此,然后而归尔。”司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军有七日之粮尔。”庄王怒曰:“吾使子往视之,子曷为告之?”司马子反曰:“以区区之宋,犹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无乎?是以告之也。”庄王曰:“诺,舍而止。虽然,吾犹取此,然后归尔。”司马子反曰:“然则君请处于此,臣请归尔。”庄王曰:“子去我而归,吾孰与处于此?吾亦从子而归尔。”引师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此皆大 夫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平者在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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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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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侠列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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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奸论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司马季主论卜
东陵侯既废,过司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东陵侯曰:“久卧者思起,久蛰者思启,久懑者思嚏。吾闻之蓄极则泄,閟极则达。热极则风,壅极则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无往不复。仆窃有疑,愿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则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为?”东陵侯曰:“仆未究其奥也,愿先生卒教之。”季主乃言曰:“呜呼!天道何亲?惟德之亲;鬼神何灵?因人而灵。夫蓍,枯草也;龟,枯骨也,物也。人,灵于物者也,何不自听而听于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颓垣,昔日之歌楼舞馆也;荒榛断梗,昔日之琼蕤玉树也;露蛬风蝉,昔日之凤笙龙笛也;鬼燐萤火,昔日之金釭华烛也;秋荼春荠,昔日之象白驼峰也;丹枫白荻,昔日之蜀锦齐纨也。昔日之所无,今日有之不为过;昔日之所有,今日无之不为不足。是故一昼一夜,华开者谢;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为?”
狱中上梁王书
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变天地而信不谕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寤也。愿大王孰察之。
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是以箕子阳狂,接舆避世,恐遭此患也。愿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毋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臣闻比干剖心,子胥鸱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愿大王孰察,少加怜焉。
语曰:“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何则?知与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借荆轲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刭以却齐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齐、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行合于志,慕义无穷也。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为燕尾生;白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何则?诚有以相知也。苏秦相燕,人恶之燕王,燕王按剑而怒,食以駃騠;白圭显于中山,人恶之于魏文侯,文侯赐以夜光之璧。何则?两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岂移于浮辞哉!
故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昔司马喜膑脚于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胁折齿于魏,卒为应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交,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负石入海,不容于世,义不苟取比周于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于道路,缪公委之以政;甯戚饭牛车下,桓公任之以国。此二人者,岂素宦于朝,借誉于左右,然后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于行,坚如胶漆,昆弟不能离,岂惑于众口哉?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昔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计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而二国以危。何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国,齐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此二国岂系于俗,牵于世,系奇偏之浮辞哉?公听并观,垂明当世。故意合则胡越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则骨肉为仇敌,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明,后宋、鲁之听,则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为也。
是以圣王觉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说田常之贤,封比干之后,修孕妇之墓,故功业覆于天下。何则?欲善亡厌也。夫晋文亲其雠,强伯诸侯;齐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则?慈仁殷勤,诚加于心,不可以虚辞借也。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东弱韩、魏,立强天下,卒车裂之。越用大夫种之谋,禽劲吴而伯中国,遂诛其身。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堕肝胆,施德厚,终与之穷达,无爱于士,则桀之犬可使呔尧,跖之客可使刺由,何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然则荆轲湛七族,要离燔妻子(),岂足为大王道哉!
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于道,众莫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轮囷离奇,而为万乘器者,以左右先为之容也。故无因而至前,虽出随珠和璧,祗怨结而不见德;有人先游,则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羸,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怀龙逢、比干之意,而素无根柢之容,虽竭精神,欲开忠于当世之君,则人主必袭按剑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
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而不牵乎卑辞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轲,而匕首窃发;周文王猎泾渭,载吕尚归,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乌集而王。何则?以其能越挛拘之语,驰域外之议,独观乎昭旷之道也。
今人主沈谄谀之辞,牵帷廧之制,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皁,此鲍焦所以愤于世也。
臣闻盛饰入朝者不以私污义,底厉名号者不以利伤行。故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号朝歌,墨子回车。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笼于威重之权,胁于位势之贵,回面污行,以事谄谀之人,而求亲近于左右,则士有伏死堀穴岩薮之中耳,安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
晏子不死君难
崔武子见棠姜而美之,遂取之。庄公通焉。崔子弑之。
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争臣论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人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若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入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