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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列传·卷十四

魏征等

原文

○牛弘

牛弘,字里仁,安定鹑觚人也,本姓裛氏。祖炽,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书、临泾公,赐姓为牛氏。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见之,谓其父曰:“此兒当贵,善爱养之。”及长,须貌甚伟,性宽裕,好学博闻。在周,起家中外府记室、内史上士。俄转纳言上士,专掌文翰,甚有美称。加威烈将军、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其后袭封临泾公。宣政元年,转内史下大夫,进位使持节、大将军,仪同三司。开皇初,迁授散骑常侍、秘书监。弘以典籍遗逸,上表请开献书之路,曰:

经籍所兴,由来尚矣。爻画肇于庖羲,文字生于苍颉。圣人所以弘宣教导,博通古今,扬于王庭,肆于时夏。故尧称至圣,犹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观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四方之志。武王问黄帝、颛顼之道,太公曰:“在《丹书》。”是知握符御历,有国有家者,曷尝不以《诗》、《书》而为教,因礼乐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旧经紊弃。孔子以大圣之才,开素王之业,宪章祖述,制《礼》刊《诗》,正五始而修《春秋》,阐《十翼》而弘《易》道。治国立身,作范垂法。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本既先亡,从而颠覆。臣以图谶言之,经典盛衰,信有徵数。此则书之一厄也。汉兴,改秦之弊,敦尚儒术,建藏书之策,置校书之官,屋壁山岩,往往间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内有延阁、秘书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父子雠校篇籍。汉之典文,于斯为盛。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光武嗣兴,尤重经诰,未及下车,先求文雅。于是鸿生巨儒,继踵而集,怀经负帙,不远斯至。肃宗亲临讲肄,和帝数幸书林,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于前。及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皆藏在秘书、内外三阁,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美其硃紫有别。晋氏承之,文籍尤广。晋秘书监荀勖定魏《内经》,更著《新簿》。虽古文旧简,犹云有缺,新章后录,鸠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训范当世。属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永嘉之后,寇窃竞兴。因河据洛,跨秦带赵。论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僭伪之盛,莫过二秦,以此而论,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轨物,图画记注,播迁之余,皆归江左。晋、宋之际,学艺为多,齐、梁之间,经史弥盛。宋秘书丞王俭,依刘氏《七略》,撰为《七志》。梁人阮孝绪,亦为《七录》。总其书数,三万余卷。及侯景渡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后魏爰自幽方,迁宅伊、洛,日不暇给,经籍阙如。周氏创基关右,戎车未息。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加收集,方盈万卷。高氏据有山东,初亦采访,验其本目,残缺犹多。及东夏初平,获其经史,四部重杂,三万余卷。所益旧书,五千而已。今御书单本,合一万五千余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至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臣以经书自仲尼已后,迄于当今,年逾千载,数遭五厄,兴集之期,属膺圣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临区宇,功无与二,德冠往初。自华夏分离,彝伦攸斁,其间虽霸王递起,而世难未夷,欲崇儒业,时或未可。今土宇迈于三王,民黎盛于两汉,有人有时,正在今日。方当大弘文教,纳俗升平,而天下图书,尚有遗逸,非所以仰协圣情,流训无穷者也。臣史籍是司,寝兴怀惧。昔陆贾奏汉祖云“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然士民殷杂,求访难知,纵有知者,多怀吝惜,必须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臻,观阁斯积,重道之风,超于前世,不亦善乎!伏愿天鉴,少垂照察。

上纳之,于是下诏:献书一卷,赉缣一匹。一二年间,篇籍稍备。进爵奇章郡公,邑千五百户。

三年,拜礼部尚书,奉敕修撰《五礼》,勒成百卷,行于当世。弘请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议曰:

窃谓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祭义》云:“祀于明堂,教诸侯孝也。”黄帝曰合宫,尧曰五府,舜曰总章,布政兴治,由来尚矣。《周官·考工记》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郑玄注云:“修十四步,其广益以四分修之一,则堂广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四阿重屋。”郑云:“其修七寻,广九寻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郑云:“此三者,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马融、王肃、干宝所注,与郑亦异,今不具出。汉司徒马宫议云:“夏后氏世室,室显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显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广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为两序间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据郑玄之说,则夏室大于周堂,如依马宫之言,则周堂大于夏室。后王转文,周大为是。但宫之所言,未详其义。此皆去圣久远,礼文残缺,先儒解说,家异人殊。郑注《玉藻》亦云:“宗庙路寝,与明堂同制。”《王制》曰:“寝不逾庙。”明大小是同。今依郑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余。若以宗庙论之,祫享之时,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寝论之,例须朝宴。据《燕礼》:“诸侯宴,则宾及卿大夫脱屦升坐。”是知天子宴,则三公九卿并须升堂。《燕义》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于二筵之间,岂得行礼?若以明堂论之,总享之时,五帝各于其室。设青帝之位,须于木室之内,少北西面。太昊从食,坐于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于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笾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设,复须席上升歌,出樽反坫,揖让升降,亦以隘矣。据兹而说,近是不然。

案刘向《别录》及马宫、蔡邕等所见,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太山通义》、《魏文侯孝经传》等,并说古明堂之事。其书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郑玄云:“是吕不韦著,《春秋十二纪》之首章,礼家钞合为记。”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证明,文多不载。束皙以为夏时之书。”刘献云:“不韦鸠集儒者,寻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不韦安能独为此记?”今案不得全称《周书》,亦未可即为秦典,其内杂有虞、夏、殷、周之法,皆圣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为章句,又论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内曰太室。圣人南面而听,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虽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数,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庙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阴阳九六之变,且圆盖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闼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宫以应日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宫之数也。户皆外设而不闭,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钟九九之实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应三统,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阔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气,于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礼也。”观其模范天地,则象阴阳,必据古文,义不虚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参《月令》,青阳总章之号不得而称,九月享帝之礼不得而用。汉代二京所建,与此说悉同。

建安之后,海内大乱,京邑焚烧,宪章泯绝。魏氏三方未平,无闻兴造。晋则侍中裴頠议曰:“尊祖配天,其义明著,而庙宇之制,理据未分。宜可直为一殿,以崇严父之祀,其余杂碎,一皆除之。”宋、齐已还,咸率兹礼。此乃世之通儒,时无思术,前王盛事,于是不行。后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为九室。檐不覆基,房间通街,穿凿处多,迄无可取。及迁宅洛阳,更加营构,五九纷竞,遂至不成,宗配之事,于焉靡托。

今皇猷遐阐,化覃海外,方建大礼,垂之无穷。弘等不以庸虚,谬当议限。今检明堂必须五室者何?《尚书帝命验》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显纪,黑曰玄矩,苍曰灵府。”郑玄注曰:“五府与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损益,至于五室,确然不变。夫室以祭天,天实有五,若立九室,四无所用。布政视朔,自依其辰。郑司农云:“十二月分在青阳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郑玄亦言:“每月于其时之堂而听政焉。”《礼图》画个,皆在堂偏,是以须为五室。明堂必须上圆下方者何?《孝经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圆下方,八窗四达,布政之宫。”《礼记·盛德篇》曰:“明堂四户八牖,上圆下方。”《五经异义》称讲学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圆下方。”郑玄同之。是以须为圆方。明堂必须重屋者何?案《考工记》,夏言“九阶,四旁两夹窗,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后不言屋,制亦尽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无五室之文,郑注云:“五室者,亦据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则有,灼然可见。《礼记·明堂位》曰:“太庙天子明堂。”言鲁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礼乐,鲁之太庙与周之明堂同。又曰:“复庙重檐,刮楹达向,天子之庙饰。”郑注:“复庙,重屋也。”据庙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坏。”《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庙,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庙太室之上屋也。”《周书·作洛篇》曰:“乃立太庙宗宫路寝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栋,重廊累屋也。”依《黄图》所载,汉之宗庙皆为重屋。此去古犹近,遗法尚在,是以须为重屋。明堂必须为辟雍者何?《礼记·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雍。”《明堂阴阳录》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内有太室以象紫宫。”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马宫、王肃以为明堂、辟雍、太学同处,蔡邕、卢植亦以为明堂、灵台、辟雍、太学同实异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则谓之清庙,取其正室,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周水圜如璧,则曰璧雍。其实一也。”其言别者,《五经通义》曰:“灵台以望气,明堂以布政,辟雍以养老教学。”三者不同。袁准、郑玄亦以为别。历代所疑,岂能辄定?今据《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晓其制。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一殿无壁,盖之以茅,水圜宫垣,天子从之。”以此而言,其来则久。汉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灵台于洛阳,并别处。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尤《明堂铭》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须有辟雍。

夫帝王作事,必师古昔,今造明堂,须以《礼经》为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数取于《月令》,遗阙之处,参以馀书,庶使该详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阶,上圆下方,四阿重屋,四旁两门,依《考工记》、《孝经》说。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八达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书·月令》论。殿垣方在内,水周如外,水内径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记》、《觐礼经》。仰观俯察,皆有则象,足以尽诚上帝,祗配祖宗,弘风布教,作范于后矣。弘等学不稽古,辄申所见,可否之宜,伏听裁择。

上以时事草创,未遑制作,竟寝不行。

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诏改定雅乐,又作乐府歌词,撰定圆丘五帝凯乐,并议乐事。弘上议云:

谨案《礼》,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周礼》奏黄钟,歌大吕,奏太簇,歌应钟,皆是旋相为宫之义。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则太簇为宫,姑洗为商,蕤宾为角,南吕为徵,应钟为羽,大吕为变宫,夷则为变徵。他月放此。”故先王之作律吕也,所以辩天地四方阴阳之声。扬子云曰:“声生于律,律生于辰。”故律吕配五行,通八风,历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环转运,义无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余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还相为宫者,谓当其王月,名之为宫。今若十一月不以黄钟为宫,十三月不以太簇为宫,便是春木不王,夏王不相,岂不阴阳失度,天地不通哉?刘歆《钟律书》云:“春宫秋律,百卉必凋;秋宫春律,万物必荣;夏宫冬律,雨雹必降;冬宫夏律,雷必发声。”以斯而论,诚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为黄钟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复何施?恐失圣人制作本意。故须依礼作还相为宫之法。

上曰:“不须作旋相为宫,且作黄钟一均也。”弘又论六十律不可行:

谨案《续汉书·律历志》,元帝遣韦玄成问京房于乐府,房对:“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毕矣。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统一日。其馀以次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徵以类从焉。”房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一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执始之类,皆房自造。房云受法于焦延寿,未知延寿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诏候钟律殷肜上言:“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故待诏严崇具以准法教其子宣,愿召宣补学官,主调乐器。”大史丞弘试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罢。自此律家莫能为准施弦。熹平年,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问准意。光等不知,归阅旧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书,犹不能定其弦缓急,故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其可以相传者,唯大榷常数及候气而已。据此而论,京房之法,汉世已不能行。沈约《宋志》曰:“详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无施于乐。”《礼》云“十二管还相为宫”,不言六十。《封禅书》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而悲,破为二十五弦。”假令六十律为乐,得成亦所不用。取“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之意也。

又议曰:

案《周官》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郑众注云:“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三礼义宗》称:“《周官》奏黄钟者,用黄钟为调,歌大吕者,用大吕为调。奏者谓堂下四悬,歌者谓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间,皆用二调。”是知据宫称调,其义一也。明六律六吕迭相为宫,各自为调。今见行之乐,用黄钟之宫,乃以林钟为调,与古典有违。晋内书监荀勖依典记,以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法,制十二笛。黄钟之笛,正声应黄钟,下徵应林钟,以姑洗为清角。大吕之笛,正声应大吕,下徵应夷则。以外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钟,是勖下徵之调。不取其正,先用其下,于理未通,故须改之。

上甚善其义,诏弘与姚察、许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乐,事在《音律志》。是后议置明堂,诏弘条上故事,议其得失,事在《礼志》。上甚敬重之。

时杨素恃才矜贵,轻侮朝臣,唯见弘未当不改容自肃。素将击突厥,诣太常与弘言别。弘送素至中门而止,素谓弘曰:“大将出征,故来叙别,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谓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怀。

寻授大将军,拜吏部尚书。时高祖又令弘与杨素、苏威、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崔子发等并召诸儒,论新礼降杀轻重。弘所立议,众咸推服之。仁寿二年,献皇后崩,三公已下不能定其仪注。杨素谓弘曰:“公旧学,时贤所仰,今日之事,决在于公。”弘了不辞让,斯须之间,仪注悉备,皆有故实。素叹曰:“衣冠礼乐,尽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丧,祥禫具有降杀,期服十一月而练者,无所象法,以闻于高祖,高祖纳焉。下诏除期练之礼,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其选举先德行而后文才,务在审慎。虽致停缓,所有进用,并多称职。吏部侍郎高孝基,鉴赏机晤,清慎绝伦,然爽俊有余,迹似轻薄,时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识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选举,于斯为最。时论弥服弘识度之远。

炀帝之在东宫也,数有诗书遗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后,尝赐弘诗曰:“晋家山吏部,魏世卢尚书,莫言先哲异,奇才并佐余。学行敦时俗,道素乃冲虚,纳言云阁上,礼仪皇运初。彝伦欣有叙,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赐诗者,至于文词赞扬,无如弘美。大业二年,进位上大将军。三年,改为右光禄大夫。从拜恆岳,坛场珪币,墠畤牲牢,并弘所定。还下太行,炀帝尝引入内帐,对皇后赐以同席饮食。其礼遇亲重如此。弘谓其诸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孙,宜以诚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也。”六年,从幸江都。其年十一月,卒于江都郡,时年六十六。帝伤惜之,赠甚厚。归葬安定,赠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文安侯,谥曰宪。

弘荣宠当世,而车服卑俭,事上尽礼,待下以仁,讷于言而敏于行。上尝令其宣敕,弘至阶下,不能言,退还拜谢,云:“并忘之。”上曰:“传语小辩,故非宰臣任也。”愈称其质直。大业之世,委遇弥隆。性宽厚,笃志于学,虽职务繁杂,书不释手。隋室旧臣,始终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尝因醉,射杀弘驾车牛。弘来还宅,其妻迎谓之曰:“叔射杀牛矣。”弘闻之,无所怪问,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杀牛,大是异事!”弘曰:“已知之矣。”颜色自若,读书不辍。其宽和如此。有文集十三卷行于世。

长子方大,亦有学业,官至内史舍人。次子方裕,性凶险无人心,从幸江都,与裴虔通等同谋弑逆,事见《司马德勘传》。

史臣曰:牛弘笃好坟籍,学优而仕,有淡雅之风,怀旷远之度,采百王之损益,成一代之典章,汉之叔孙,不能尚也。绸缪省闼,三十余年,夷险不渝,始终无际。虽开物成务,非其所长,然澄之不清,混之不浊,可谓大雅君子矣。子实不才,崇基不构,干纪犯义,以坠家风,惜哉!


译文

牛弘,字里仁,安定鹑觚人,本姓燎。

祖父燎炽,郡里任中正。

父亲燎允,在北魏任侍中、工部尚书、临泾公,赐姓牛。

牛弘尚在襁褓之中时,有相面的见了他,对他父亲说:“这个小孩日后当会富贵,好好养他。”他长大后,长满胡须,容貌魁伟,生性宽容,好学博闻。

在北周时,开始任中外府记室、内史上士。

不久转任纳言上士,专管文牍,很有美名。

后升任威烈将军、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

后来袭封临泾公。

宣政元年(578),转任内史下大夫,升任使持节、大将军、仪同三司。

隋开皇初年,升任散骑常侍、秘书监。

牛弘因文献典籍散失,上表朝廷,请求开民间献书之路。

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下诏,献书一卷,赏缣一匹。

一、二年间,文献稍稍齐备。

牛弘晋爵为奇章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户。

开皇三年(583),授礼部尚书,奉命修撰《五礼》,写成百卷,通行于当代。

牛弘请求按古代规矩修建明堂。

皇上因国家刚刚草创,无暇制作,最后没接受他的建议。

开皇六年,牛弘任太常卿。

九年,皇上下诏改定雅乐,又作乐府歌词,撰定圆丘五帝凯乐,并议音乐之事。

牛弘提出建议,请求十一月以黄钟为宫,十三月以太簇为宫,皇上说:“不必作旋相为宫。

暂且作黄钟一均。”牛弘又呈上建议,请求正定新乐。

皇上认为他的建议很好,下诏牛弘,让他与姚察、许善心、何妥、虞世基等人一起,正定新乐,这事记载在《音律志》里头。

这以后议论修建明堂事,皇上诏令牛弘一条一条地呈上历史故事,议论明堂兴废的得失,事情记载在《礼志》里头。

皇上非常敬重他。

当时杨素凭着才气和富贵看不起人,轻侮大臣,只有看见牛弘,没有哪回不肃然起敬的。

杨素将要进攻突厥,到太常与牛弘话别。

牛弘送杨素到中门,就停下了。

杨素对牛弘说:“大将出征,所以来话别,为什么相送如此近呢?”牛弘拱拱手,就退回去了。

杨素笑笑说:“奇章公可说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

不久授牛弘大将军、吏部尚书。

当时高祖又令牛弘和杨素、苏威、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崔子发等人一起,召集各位儒生,讨论新法中杀人刑法的轻重。

牛弘所提出的见解,众人都很佩服。

仁寿二年(602),献皇后去世,自三公以下的大臣都不能决定安葬皇后的仪礼。

杨素对牛弘说:“您是老学者,时人都很仰慕,今天的事,就要请您决定了。”牛弘一点都不推让,一会儿,仪礼都安排好了,而且都有根有据。

杨素感叹道:“士族的礼乐制度都在牛公这里了,这不是我们所能赶得上的呀!”牛弘因为三年的守丧期,大祥、小祥祭礼的举行在时间和规格上都有所缩减,服丧十一个月便举行小祥之祭,无前例可循,把这告诉高祖,高祖采纳了他的意见。

下诏确定服丧之礼,是从牛弘开始的。

牛弘在吏部,选举人才时,先看德行,后看文才,务在审慎。

虽然选人稍缓,但他所进用的人,大多称职。

吏部侍郎高孝基,善鉴赏,很机敏,清廉、谨慎无与伦比,但他爽俊有余,形迹似嫌轻薄,当时执政多因此而怀疑他。

只有牛弘深知其真才,推心委任。

隋代的选举到这时才最公允。

当时人们更加佩服牛弘见识的远大。

隋炀帝为东宫太子时,几次给牛弘赠送诗书,牛弘也有诗书回答。

到炀帝继位后,曾赐牛弘诗道:“晋家山吏部,魏世卢尚书。

莫言先哲异,奇才并佐余。

学行敦时俗,道素乃冲虚。

纳言云阁上,礼仪皇运初。

彝伦欣有叙,垂拱事端居。”一起被赐诗的,至于文词的赞扬,没有赐牛弘的诗这么美的。

大业二年(606),升任上大将军。

三年,改任右光禄大夫。

随同隋炀帝拜谒恒岳,坛场王圭币、土单..牲牢,都由牛弘决定。

后下太行山,炀帝曾把牛弘引到内帐里,赐他与皇后一起同桌饮食。

他所受到的礼遇亲重就到了如此地步。

牛弘对他的儿子们说:“我受到了非常的待遇,承受大恩。

你们这些子孙,应以诚实、敬职自立,以报答朝廷的大恩。”大业六年,随同隋炀帝巡幸江都,这年十一月,在江都郡去世,时年六十六岁。

炀帝伤悼痛惜不已,赠予甚多。

归葬安定,追赠他为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文安侯,谥号叫“宪”。

牛弘荣宠当世,但车子、服饰都很一般,对上尽礼,对下尽仁,讷于言而敏于行。

皇上曾让他宣布圣旨,牛弘到阶下,不能说话,退回拜见皇上,道歉说:“我都忘了。”皇上说:“传几句话,这只是点小才,你都不行,看来你不是当宰相的料子。”更加称赞他的质朴正直。

大业年间(605~616),对他更加亲重。

牛弘生性宽厚,笃志于学,虽然公务繁杂,但是手不释卷。

隋代旧臣,能始终得到信任的,只有牛弘一人而已。

牛弘有个弟弟叫牛弼,好喝酒,一喝就醉,曾因醉酒,射死了牛弘牛车上的牛。

牛弘回家,他妻子对他说:“小叔射死了牛。”牛弘听了,无所怪闻,只说:“作菜吃。”牛弘坐定后,他妻子又说:“小叔忽然射死了牛,真是怪事!”牛弘说:“我已知道了。”他脸色不变,仍旧读书。

他就是这样待人宽和。

牛弘有文集十三卷行于世。

他的长子牛方大,也有学问,官至内史舍人。

次子牛方裕,生性凶险,没人性,隋炀帝巡幸江都,他与裴虔通等人谋杀炀帝,其事见《司马德戡传》。